我与讲座

(本文刊于2021年8月7日《南通日报》)

 

“如果能在大礼堂给上百人做讲座，那该是一件多么神圣而荣耀的事啊！”很早很早的时候，我曾这么想。在谈恋爱时，有一日与女友共同憧憬未来，其中有一个，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站上高高的讲台。

 

我做的第一个讲座应该是在通师二附那一次，听众是小学五年级学生——我女儿的同学。事前，校领导请人带话说：“多讲自己是怎么用功读书的，不要讲自己顽皮捣蛋的事。”据说此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真实的笑话：某次考试，有一道填空题：请举出五位南通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有一学生在“张謇”之后填上了“杨谔”，老师在“杨谔”旁批道：“那个人还没死，现在不能算。”

 

最难忘的讲座是回到母校海门师范那次。当年的老师都说不认识校友杨谔其人，等我露了面，纷纷说：“噢——原来是他，特别调皮的那个，不是叫杨徐辉吗？”也许他们在心里还说：“差生一枚呀！”那天出发前，妻子特意让我换了身新衣服，还开了辆新车。

 

最窘迫的一次讲座是在淮安。那一年我在徐州沛县办个展，半个月后去撤展，淮安书画院的朋友知道了，嘱我回南通时在淮安停留一天，作一个草书讲座。当晚，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我准备了讲座提纲。第二天开讲时，发现台下竟然有十多位已经成名的中青年书家朋友，他们个个书艺高过于我。我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其窘可知。

 

最为刺激的一次讲座是在厦门。那次是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组委会安排我作一个讲座并签名售书。我孤身前往，当然更不可能组织亲友团什么的。讲座时间40分钟，如果自己不能一开始就吸引住川流一般的观众，极有可能出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台上自说自话的囧状。幸好那天热情观众不少，至挥毫示范环节时，场面堪称热闹；最后签名售书，又弄得超时。工作人员没法，只好上来请我们移至舞台一角，以便下一个节目登场。

 

最让我失望的一次讲座是在某高校。刚走进阶梯教室时，看到黑压压三百多名学生，不禁心潮澎湃。随着讲座的进行，发觉许多学生虽然不是低头玩手机，但明显心不在焉。讲座结束，我站在讲台上回答几个学生的提问，抬头见听讲者手持小卡片鱼贯而出，教室门口，有守候在那里的学生往那卡片上盖戳。我问：“这是干啥？”一生答道：“盖上了章，才可以计学分。大多数人对听讲座并不感兴趣，只是为了学分。”

 

我还经历过一次在吵闹声中结束的讲座。那是一个系列讲座，共六讲，那天讲完专业知识后，几位听讲者希望我用笔演示。此举为何？彼此心知肚明。在连续书写了几张作品并现场送人后，我宣布不能再写了。这时，一个一直在人圈之外观望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坚持要我为他也写一张。我说已经说好不写了，他固请。旁边有人上前问他你是哪里的？怎么从没见过你？那人就突然冲我破口大骂……

 

也曾做过几个似乎颇受欢迎的讲座，事后有人建议我干脆一鼓作气，整出几份讲稿，主动出击，把讲座当做产业来做。我无此“雄心”，也无此能耐，一笑而已。

 

做讲座，也常去听讲座，很多年前在北大和南大听过多场高水平讲座，简洁、朴素，凭学术和思想说话，真是“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近几年，各地讲座风靡，据说还与评选什么什么挂钩。有几次，组织者见听讲的人不多，还连连致歉，说是没组织好。我的想法是：做讲座不能“扰民”，还是“愿者上钩”为妥。如果静下心来回顾那些形形色色的讲座，至少一半可以不办，如今货真价实，对听众确确实实有益的讲座其实并不多。

 

粗略地估算一下，我前前后后做过的文化讲座恐怕不下50场。如果有人问：“现在最乐意做的讲座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会告诉他：“我最乐意做的是那些不是讲座的讲座，不拘地方，不必盛装，不要仪式和主持，听者一二人、三四人也可，我都会认真准备。事前划一个大概的范围，话风像野马一样自由，听者可以自由提问，可以反驳，可以补充……

 

就像木心当年在纽约给陈丹青他们讲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