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焦虑的“全民阅读”

（本文刊于2022年12月25日《南通日报》）

最近关注了几个地方“书房”里的阅读情况。

10月中旬一天下午4点，某县城一“24小时书房”。我那天因为身上没有证件，所以不能进入。书房不大，站在门口便能把里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一个管理人员在低头整理着什么；读者两人，大人小孩各一，小孩在看绘本，大人在看手机。

10月下旬某天下午五点半，市区一图书馆。该馆分南、北两馆，南馆大门紧闭，北馆的门开着，架上图书累累，品类齐全。经询问，知市图书馆借书证可通用，可堂读，也可借阅。馆内有7人：工作人员一人，读者6人。我沿着书架浏览，想了解一下这里有没有自己想读的书，“顺便”就近看看另五位读者在读什么书。但见5位读者各据一隅，都在专注地看、玩手机，案上并无图书。出门时我留心了一下门口桌上疫情防控登记簿，当天进馆读者不足20人。

11月上旬某天上午10点，市区某风景区一书房。书房东侧为居民区，西侧为风景区。书房大门紧闭，锁上落满了灰。从窗口往里探望，见有多张椅子反扣在书桌上，推测这个书房至少已有数月无人进出。

前两个“书房”应该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第三个书房应该是享受政府补贴的。

去年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一区文化中心办事，每次去都要经过区图书馆。有时在走道或电梯口会遇到一两个前来借书或还书的读者。宽敞、整洁、设施一流的阅览室里则从没见过有读者。疫情之前有一个暑假，去一县图书馆，见阅览室里坐满了人，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埋头做作业，也有玩手机的，偶尔也夹有一两个翻阅报刊的老者。馆长略显无奈地说：“明知他们都是来蹭空调的，也得热情服务。再说，总比冷清无人的好。”

以上所见所闻也许只是“地域性”的，11月中旬的一次所遇则应该算是“全国性”的了。那天下午5点20分左右，我走进庐山新华书店。书店位于牯岭上一个热闹的街区。在这里设立一家书店，而且是国营的新华书店，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店里有一男二女在说话，顾客就我一个。我挑了5本书，201元。我说能不能就200元？答说不行。我说能手机支付吗？答说也不行，因为今天已经杀账了。那天我幸好带了300元现金，于是找了我99元零票。我随口问：“你们这里一天的码洋能有多少？平均。”年长一点的女店员脸一红。无人回答。我又说：“我无他意，只是想了解一下。”脸红的那个女店员犹豫了一下，说：“一天三四百元吧。这不，现在不正是淡季吗？”“要是没有疫情，譬如是黄金周呢？”“有一千二三。”我颇为吃惊，原以为像这样的店，要在旺季一天下来至少得有一万多元。

没有人买书，当然也就少有人读书了。

为什么要说这次所遇是“全国性”的？因为庐山是名扬天下的风景区，来来往往的游客中定然有“海量”受过中高等教育者。譬如我们这个采风团，二十几个人，不就个个都是“文化人”吗？我国全民阅读情况这些年一直不够理想，各级政府为此花费巨资，采用了多种办法去提振居民的阅读热情，可是“久提不升”。许多实体书店关门大吉，有的不得不走“多种经营”的路子，也有的紧缩营业面积，匀出场地出租，以补贴营收的不足。

有人说现代人不读书是时代“通病”，因为现代科技带给我们太多的便利，所以不必大惊小怪。事实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不必读书的时代了？假如对人们在电子产品上阅读的内容进行一下统计和分析，恐怕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我们必须尽快形成一个健康阅读的风气，唤醒良知，拯救自己。

有人说根源在于当今吸引人的作品少了，作家们写不出既贴近市民，又能深刻剖析社会的作品了。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也变得急功近利、甘于粗鄙平庸，甘于被侏儒化呢？

有人说是现在的“书商”们不懂得销售，所以好书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这种观点也不能服人。现在的图书销售手段五花八门，晋朝《三都赋》作者左思“傍名人”的做法，明代俞安期“贼喊捉贼”的手法，明代余象斗“蹭热点”的销售法，在今天的“书商”眼里，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