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谪惠之旅（一）

（此文收于专著《书法自由谈》，2016年苏州大学出版社。曾于2015年10月至12月在《书法导报》分七期连载，被《天下苏氏》转发。）

一、赴 惠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为相。

章惇与苏东坡曾经是好朋友。早在东坡任凤翔判官的时候，有一次与章惇一起游仙游潭，遇一峡谷，谷与谷之间只有一根独木相连。东坡不敢过，章惇脸不改色，平步而过。东坡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将来一定会杀人的。”章惇没有生气。“乌台诗案”时，他还站起来为东坡辩白。相传俩人结怨的原因，是东坡在章惇知湖州时作了一首诗并送给他，其中有句子说：“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因为章父生活作风的问题，章惇的出身有些不清不白，所以他自己对号入座了，认为苏东坡是在讥笑他。这种说法听起来有趣，但经不起推敲。东坡这首诗写于1076年，而1079年东坡被贬黄州时俩人关系还不错。因此，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治原因才是他俩结怨的根本原因。雪上加霜的是，元祐年间太后摄政、苏东坡蜀党掌权的那几年，章惇曾遭受过监禁。如今，天生就会杀人、今日大权在握的章惇便开始肆意报复了。

为收拾元祐大臣，朝廷设立了专门机构。凡是在元祐年间开口反对过王安石财政经济政策的，即以诽谤神宗论罪。先后受到处罚的官员达830人，其中309人上了元祐党人碑。党人碑遍立全国各地，有的地方至今还能看得到。碑上有奉圣旨此309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已订盟者也要取消等语。

首先被拿来开刀的是苏东坡。

1094年4月，令下，59岁的苏东坡被贬英州。朝廷给出的罪名如下：“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实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郡。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孔凡礼《苏轼年谱》）

如同儿戏。仅隔一日，诏令又下，复降东坡为“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当时东坡人还在河北定州任上。

接受新命后的苏东坡心情颇不平静，用雄酣敦厚的书法写下了唐代诗人杜牧的《雨中作》：“贱子本幽慵，多为隽贤侮。得州荒僻中，更值连江雨。一褐拥秋寒，小窗侵竹坞。浊醪气色严，皤腹瓶罂古。酣酣天地宽，怳怳嵇刘伍。但为适性情，岂是藏鳞羽。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其中寄托，不言自明。

临赴英州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口气写下了三四十本杜牧的《华清宫诗》送人，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朝廷的忠诚和担忧。杜牧的《过华清宫》诗中有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是东坡由新贬之地而产生的自然联想，但其中多少也包含了一些政治因素。令他想不到的是，在谪居惠州之时，还真与荔枝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临行前，东坡拜谒了定州诸庙，并写祝文，醮北岳，作青词，以明心迹。他说：“轼得罪于朝，将适岭表。虽以谪去，敢不告行。区区之心，神所鉴听。”

平生磊落、坦率天真的东坡似乎还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次贬谪的严重性。一路南行的他还设想自己不会长久地被贬，会像当年韩愈那样，很快地被皇帝召回。行经太行山时，他还写了首《谒衡岳》诗。诗云：“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味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情绪还不算糟糕。在《赴英州乞舟行状》中则写道：“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眼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这位昔日帝师，不惜放下身段，苦苦哀求，夸饰自己的衰病不堪，还说到了死。名为乞舟，实是希望皇帝收回诏令。行状坦露出他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

正人君子对卑鄙者卑鄙的估计与天才对蠢人之蠢的估计永远都是不够的。此时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仍一个劲地在皇帝面前说苏东坡的坏话，而这位少年皇帝也真是蠢到了家。这位少年皇帝究竟有多蠢？不妨举上一例：有一回，东坡的弟弟子由引证历史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会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子由引证的是伟大的汉武帝，说在汉武帝的领导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的地方了。当时，有一官员想取代子由的职位，就向年轻的皇帝告发说，苏子由把神宗比作汉武帝，是对神宗的大不敬。于是，子由便被削除官职，贬到汝州当太守去了。那时章惇还没有拜相，所以子由那回被贬的账不能记在章惇的头上。但这件事情却足可说明，像这样的蠢皇帝，换个李惇、袁惇不管什么惇来当宰相，都能“轻松”地让他做出荒唐可笑的决定。

乘船南下的事是准许了，但召回显然无望。又得到的消息是：秦观与李之纯也因为受到牵累而分别被降谪到处州与单州。慢慢地，东坡也看清了这一点，他在给敏行的信中说：“某蒙庇粗遣，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百委顺而已。幸不深虑。”一颗急切用世的心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粉碎，只得自己慢慢地冷却下来。《晚香堂苏帖》中有一封东坡写给友人的信：“迈往宜兴。迨、过随行，此二子为学颇长进，迨论古事废兴治乱，稍有可观，过作诗、楚辞，亦不凡也。此亦竟何用，但喜其不废家业耳。蒙问，亦及之。轼白。”感觉情绪不高。好在东坡名满天下，谁人不知，沿途尚不寂寞。早在往陈留、襄邑途中时，大书家米芾就派专使致信，表达矜愍之情。时米芾知雍丘。据东坡与米芾第十八简中“出城固不烦到，复得一见，幸矣。微疾想不为患，余非面莫究”等语，估计他们两人最后是见上了一面的。

本年正月，太后得病，不久亡故。从苏东坡被贬定州至本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共书跋《中山松醪赋》5次，书跋《洞庭春色赋》2次。我国古代优秀的书法作品，多为书家抒

情之作。写什么？怎么写？似无意，实有意，均是书家在心灵驱使下思想与情绪的迹化，所以被美学家们称作是“有意味的形式”。赴惠途中，东坡还多次书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以抒怀抱。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均为苏轼撰并书，前者文字作于1091年冬，后者作于1093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件书作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前后总计684字，是本年闰四月廿一日东坡在赴英州途中，遇大雨，留住襄邑时自跋的书卷。洞庭春色与中山松醪均为酒名，文中流露出作者因抑郁于胸，故渴望像神仙一样自由高蹈的想法。赋句借古抒今，感情充沛连绵，撼人心肺。其中“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中山松醪赋》）实为牢骚。“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茕鳏”，可谓哀鸣。这些赋句，让人联想起屈原的《离骚》与曹植的《洛神赋》，一派愁绪茫茫气象。

 

从书迹上看，《洞庭春色赋》的最后部分，笔势翩翩，颇有众仙纷纷而来的意境之美。《中山松醪赋》，起首端庄不苟，继之沉郁，再继之飞动奋起，再继之以静重写怨，更见痛之深之沉。最后的跋语，顺势而下，与前面相接无缝，一气呵成。东坡生性浪漫，情感世界又极为敏锐丰富，但其书作却大多似不动声色，稳重端庄，细细玩味，则韵味远在点画之外，愈味愈觉其情之浓其意之醇，愈觉其意象之丰茂而多变。此种美感，亦凡亦仙，又如美食，只觉回味无穷，却不能尽言。若再做进一步的探究，其成因当与其艺术见解有关。他在《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中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他认为吴道子虽妙，但也只是到了画工的最高境界，而王维的画有象外之韵味，因此脱离了凡俗境界。吴道子妙在技艺，王维妙在诗意。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他赞扬吴道子“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但仍把吴道子归于“百工”之列。书法是顶破人生这层窗户纸的一个锥尖，书法之妙不在书法本身，论书以法论，见与儿童邻。书法之根本大法在于“学习做人”，高妙之书必只出自“诗人”之手。

东坡这件书作，与黄庭坚明显的理性、米芾张扬的个性都不同，据此也可得出在为艺为文之道上，东坡是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结论。有人可能会以各人擅长书体不同为由反驳我，但我认为：各体虽有各体的特质，但本质则一。东坡的草书与怀素、张旭不同。东坡形放意也放，但内在似被一不可逾越之底线统摄着。那根底线就是入世的儒家思想。其书势以他内心的坚质浩气为基础，根植泥土，似收实放，似放实收。以此类推，所以他对皇帝、对政敌们的反抗，最终只能走向温柔敦厚，只能走上他单方面的“一笑泯恩仇”这条路。因为他“仁”，他懂得“爱人”。旭、素则没有那么多讲究，他们可以放浪于形骸之外，放笔一戏。书法之外，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东坡则不能，也不会。我也曾反省自己，就风格而论，如果非要非此即彼，那么我属于旭、素一类，放浪无迹，东坡的“绵里裹铁”我做不来，但内心底里，我很爱东坡。旭、素的作品动人，而东坡的作品感人。尝见东坡《祭黄几道文》后董其昌所书“董其昌观于曹周翰斋中。癸卯十月晦”数字，董字号称有禅气，与东坡的放一起，何等样的柔弱与软媚也。信东坡字之真气，来源于心中刚正不阿之浩然之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