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去痂，挤出血（2008）

（本文刊于2008年7月《美术报》）

晚饭时，接到一位书友来电，他说他看到我也去听讲演了，所以要跟我讨论一下今天陈履生先生的讲演。这位朋友对书法篆刻十分执着痴迷，极有天分，前些年，在全国各种展赛中斩获极丰。朋友在电话那头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差的讲演，尽讲些跟艺术创作不沾边的事，没有学术性，全是牢骚，在南通，就有不少人比他讲得好。前几时谁谁谁来，讲全球大环境下的中国书法，就很有艺术性学术性。像陈履生这样的人，简直就不应该请他来。我在电话这头吱吱唔唔着，话不投机啊。闻一多的几句诗这时却蓦然冒了出来：

“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泥沙，

如果它只会吟唱个人的休戚；

最好是让这头颅给田鼠掘洞，

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一本诗……”

大约半个月前，某电视台打出一行游动字幕，是某某某的一句话，我今天套用一下，就是：“中国书法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今中国书坛，平庸泛滥、“奇怪”迭出，这实不能怪罪于哪一个人，这是一种“并发症”现象。打一个比方，现今的书坛，就像一辆失控、超载的客车，已经越出了公路，发了疯似地到处乱闯乱撞，这个时候，如果再讨论如何改进汽车本身的设计，将是十分迂腐和可笑的。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书法家、学者，面对这一现状，该如何作为？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设法先让这辆失控、超载的车停下来，必要时可以采取“粗鲁”的办法。“乡愿”与“礼”的行为均是于事无补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这是一句极有见地的话，对如今的我们，可视为“当头棒喝”。据季伏昆先生讲，当年林散之老人就曾怀着忧虑对他们说过：“书法热可能要害了中国书法。”

小时候我常常生疖肿，红、肿、痒，到大队卫生室配些药膏涂一下，一阵清凉之后，似乎好了些，第二天红、肿、痒依旧。再涂，又是一阵清凉，很舒服，几天下来，疖肿溃疡处结了痂，仿佛要好了，但在痂的覆盖之下，红、肿、痒更甚于前。于是性急的我，“一怒之下”，背着大人，在一阵钻心的疼痛之后，结了的痂被我揭去，使命挤出脓血，稍稍涂些药，第二天再揭再挤，甚至没有脓了，也死命地挤，直到已看不见残存的“毒血”从肉的孔里冒出来。如此几个回合，肿去痒止红消，疖肿方真正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