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苏东坡的谪惠之旅（二）

（接上期）

六月初五，来之邵等再次攻击苏东坡诋斥先朝，那位蠢皇帝又听信了。诏下，再贬惠州。诏曰：“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仍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乃至交通阍寺，矜诧倖恩，市井不为，搢绅所耻，尚屈典章，但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怼。保尔余息，毋重后悔。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我曾反复推想，仍无法推想出苏东坡看到此谪词时当作何情状，宋王大成《野老纪闻》说东坡见此谪词，估计是自己的老同事林希的手笔，说：“林大亦能作文章耶！”此举真让人瞠目结舌。寥寥八字，满是鄙夷和不屑。

同一天，苏子由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政敌和无知小皇帝的步步紧逼，让东坡几乎喘不过气来，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生性豁达的他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歇息，不是怕，也不是想躲，而是感到一种既无聊又无可奈何的累，就像大夏天穿了件湿衬衫，脱则赤裸，不脱又难受得紧。正烦恼间，忽然想起几日前停泊金陵时与锺山法泉佛慧禅师的会晤。分别时禅师说偈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无复问幡风。好将锺阜临歧句，说似当年踏碓翁。”

默诵偈语，东坡心里忽然一亮：为什么不安下心来？问甚幡风？更不能作临歧之哭。

离开金陵，过慈湖夹时遇到了阻风。到姑熟时他正式接到了谪居惠州的诏令。东坡命子苏迨归阳羡跟苏迈居住，只带儿子苏过及朝云赴惠州。

这一年黄庭坚的日子也不得安生：先是除知宣州，于是自家乡分宁赴宣城。后朝廷又改命知鄂州，六月十八日又罢知鄂州的新命，命管句亳州明道宫，于开封府界居住。七月十三日，得管句敕。也许是上苍有意的安排，因有了这一番折腾，奔波途中的黄庭坚正好与苏东坡在彭蠡之上有了三日之会。命运之神就是如此的爱捉弄人，在你孤寂万状将要绝望的时候，它会给你送来一点希望或者一丝温暖，而当你对幸福依赖成性时，它又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从你手中夺走。西窗剪烛，酒酣耳热，黄庭坚取出一方铜雀砚。就着摇曳的烛光，东坡读砚铭道：“惟曹氏西陵之陶瓦，堙伏千龄，深渊而出，逢世清明。当其贮歌舞，蔽风雨，初不期为翰墨主。呜呼，不有君子，长与甓为伍……”东坡读罢砚铭，百感交集，一时情不自禁，乃提笔作铭曰：“天实命我，使与其迹。”又曰：“人亡台废，得反天宅。”两人相对，久久无言。

面对重压、挫折或不幸，有的人会愁眉不展，一蹶不振，整日不解为何偏偏是我？有的人会学乌龟，缩颈自保；有的人会钻门子、做犬马企求翻身；有的人则会不惜为敌人提供攻击朋友的弹药，出卖良知，换得荣华富贵。宋代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说：“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苏子由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提到东坡青少年时期两件事。一件是东坡10岁那年，一日母亲程夫人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废书兴叹，东坡就说：“母亲，我将来也做范滂这样的人，好不好？”母亲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另一件事是说东坡文章写得好，几乎是天生的。又说后来东坡读到《庄子》，不禁喟然叹息：“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看来，东坡对待挫折的态度，与其自小接受的教育有关。说到东坡为文为艺出于天生这一点，我也颇相信。前面谈到东坡论王维与吴道子画的诗歌，写作时只有25岁，可见他很早就独具卓识。同样学一样东西，人都会选取与自己天性相近的来接受，艺术观、世界观亦如此，所以又有臭味相投一说。《庄子·齐物论》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因为有“异”，所以会见出高下贤愚。现在苏东坡已打定主意，把个人的不幸暂放一边，他要去管管眼前自己想管的“闲事”。“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我就做个“昏者”、“闷者”吧！

一天，他路过庐陵，读到曾安止所做的《禾谱》，可惜里面没有介绍农器。他想起在湖北时看到的秧马—栽秧之器，觉得推广这样的新型农具，不但可以减省农民的伛偻之劳，还可以提高效率。于是他编了一首《秧马歌》，易诵易背，利于秧马的传播与推广。儒家常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东坡后来到了惠州，对于“达”有了新的理解，他在《与罗秘校》中说：“仕无高下，但能随事及物，中无所愧，即为达也。”

心结一解开，人便变得轻松快乐起来，幽默诙谐的天性也随之“见风就长”。刘伟明弇，以才学自负，平时难免有些趾高气扬，瞧不起同辈。这日南迁的东坡正在庐陵一禅刹游玩，恰好“刘大才子”也在，于是互问爵里姓氏。刘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刘伟明不知对面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自以为自己名声很大，要使对方折服，乃复问东坡所从来。东坡徐徐应道：“罪人苏轼。”刘弇大惊，逡巡着致敬道：“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我最敬畏的人。”接谈之下，东坡也十分欣赏刘伟明的才学，于是俩人大谈了一通方回。

东坡原本就喜欢游山玩水，现在心里云开雾散了，干脆就潇洒走一回吧。沿途世人，多仰其名敬其人，纷纷请留墨宝。东坡才高性直，也不当回事，于是一路上的题留多了起来。道经南安时，他为一寺壁画了一幅《竹石图》。过大庾岭时，他又题诗于龙泉寺的巨钟上。至韶州，游月华寺，正遇上寺庙火灾后重建，应僧之请，为题梁，并作诗。过南雄州时，题字于天峰山真仙岩。入曹溪，至南华寺，为寺书“宝林”二大字额。刚从定州出发时，他一路上多写信向人诉怨说愁，而今心襟大开，题留江山风物，几忘忧怨为何物。心境不同，眼前景物也自不同起来。绿水如带，青山含笑。

八月底九月初，东坡到达英州，小憩于州治小厅之西。英州周边，他又留下不少游踪，且多赋诗题留。本来，他是可以在此地安定下来的。

十月二日，东坡正式到达惠州贬所。

游兴未尽的东坡似乎不太介意自己的一再被贬和一路上的鞍马劳顿，而景仰他的人却纷纷为他抱不平，同时也敬佩他的浩然正气。有人写下这样的诗句：“元气脱形数，运动天地内，东坡未离人，岂比元气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辄有碍。低头不敢仰，闭口焉敢欬。东坡坦率老，局促因难耐。何当与道俱，逍遥天地外。”（唐庚《闻东坡贬惠州》）“百年双白鬓，万里一秋风。”（陈师道《送吴先生谒惠州苏副使》）

趁翻山越岭4000余里，风尘满面的东坡刚到惠州，需要小憩的机会，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东坡此前的仕宦经历：

1036年出生

1057年中进士

1057年4月—1059年7月 母丧 服孝

1061年11月—1064年12月 任凤翔判官

1065年2月—1066年4月 任职史馆

1066年4月—1068年7月 父丧  服孝

1069年2月—1070年12月 任职史馆

1071年1月—1071年6月 任告院监官

1071年11月—1074年8月 任杭州通判

1074年11月—1076年11月 任密州太守

1077年4月—1079年3月 任徐州太守

1079年4月—1079年7月 任湖州太守

1079年8月—1079年12月 入狱

1080年2月—1084年4月 谪居黄州

1085年6月—1085年10月 任登州太守

1085年12月—1086年 任中书舍人

1086年8月—1089年2月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7月—1091年5月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钤辖

1091年1月—1091年8月 任吏部尚书

1091年8月—1092年3月 任颍州太守

1092年3月—1092年8月 任扬州太守

1092年9月—1092年10月 任兵部尚书

1092年11月—1093年8月 任礼部尚书

1093年9月—1094年4月 任定州太守

1094年10月起谪居惠州

上列经历中空缺的时间，一般即为其前往任所贬所时路上所耗的时间。从以上简略的经历中可以发现，东坡谪居黄州时，刚刚40出头，从生理和心理上讲，他有足够的资本重新来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黄州以后的10年，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一跃而成为执政中的领袖人物。这次被谪惠州则不同，一是政敌欲对其赶尽杀绝，绝不给他翻身的机会。若不是立国之初太祖皇帝有本朝不杀文臣的诫誓，东坡及其“元祐党人”恐早为政敌取了性命。二是此时的东坡已是60高龄，到了人生的晚年。依他的阅历和性格，以及对本朝政治现状的了解，学廉颇和老黄忠不服老的可能性不大。他所欲践行的，是人生智慧的大道，而非仕途。苏轼的弟子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诚然，东坡思想的每次飞跃，都得益于生命痛苦的催发。贬黄州时，他杜门深居，承父苏洵之说，撰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书传》。杜门深居的结果是他的文章也为之一变，如川之方至。在生命的尾声—惠州、儋州时期，他对前二书进行了修订，又撰成《书传》二十卷。并自认为有此三书，觉此生不曾虚过。黄州时期，他的人生思想大格局已定，以后的经历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洞彻人生的意义之所在。再次放逐，他会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中又一次的加钢淬火，他要把自己的知、行、意三者合而为一。这一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南迁之旅，正仿佛他人生变奏曲开始前献上的一段引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