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自传体散文：第一次转身（二）
我自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能捧上“铁饭碗”。16岁那年考上师范，标志着这一生即使与“金饭碗”无缘，但旱涝保收的日子是不愁的了。以后数年，在报刊上读到“华丽转身”这样的字眼，便认为那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过是一个看客。现在明白，“嗟吾此生类转蓬”是宿命，与我无关的只是“华丽”，而“转身”与“被迫转身”，却像一只只野兽早已蹲伏在我人生的某几个路口。
出阔差在位于药厂北侧的一片农田中，有几排属于制药厂的简易宿舍。在徐厂长的亲自关照下，我在那里拥有了一间二十七八个平米的筒子间，这对于刚到县城的我来说已经满意得“不要不要”的了。在永和中学，我与妻住在实验室二楼的一个小阁楼里，不过十二、三个平米，乡辅导会计还在里面放了一个柜子，存放他的东西，他还给自己留了一把钥匙，可以随意打开我的家门。刚当教师那两年，我在教研上较为突出，被县教育局公派出过几次差，参加南通市教育局召开的小学语文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年会。后来我迷上了书法篆刻，出公差的机会也随之消失。“私差”我则出过不少，去过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全是奔各种艺术展及人文景观而去。自己所挣的那点工资搭上所挣的外块仍不够用，到结婚时仍背着一点小债。与当教师时期的出差相比，到制药厂后的出的差真可谓是出“阔差”。试举几例：进厂后出的第一次差是跟李师傅和张连长到上海去。李师傅原名李思豪，在销售科好像只是一个“打杂”的，他确切的职务及经历我至今一无所知。印象中他出身不凡，后来遭受过冲击，平时喜欢喝点酒，人很和善，从不跟人争吵。张连长原名张永新，刚从部队转业，转业时是个连长。他心宽体胖，喜欢说笑，乐于助人，所以大家仍亲热地称呼他“张连长”。由于是刚到制药厂，当时厂里还没来得及明确他担任什么官职。这次出差，我的任务是选购一些广告方面的书，用于业务进修。任晋生科长在给我交待任务时说：“你去财务科领2000元钱，到上海买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书。当然也可以买些非广告方面而你喜欢的书。”
李师傅和张连长很节约，在上海住的是招待所。我问为什么不住好一点的，他们说这里他们熟悉。招待所隔壁有个小酒馆，价廉物美，我们仨每天两顿老酒，他俩每顿都要喝得脸和脖子通红才罢休。红烧划水、糖醋腰花、水晶虾仁等菜名，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我每天上午出去逛书店，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再出去。他俩似乎很少出去，大部分时间在招待所里睡觉。他们到底为何而来？我没问，他们也没说。四天后我们回启东，回来的路上李师傅对我说：“小杨，这次出差费用我们帮你结报吧，你就不要管了。”我说好的，但除去车费、旅馆费可以报销外，我的出差补贴不够付每天的伙食费，还缺多少？我应该补给你们。李师傅说：“不用了。还可以分一点点钱给你，不要嫌少。”
到厂上班。我用自行车驮着出差买的新书到厂图书室办交割。图书管理员看都没看一眼，说：“拿回去吧，这些书厂里没人要看的。”“那先登记一下，算我借的。”“不用了，好麻烦的。”
接着去财务科。负责结报购书款的是位外地女孩，操着一口稍微有些难懂的上江口音。我想把多余的1200多元钱退回去，她不解地看了我一眼，问：“你是新来的？”我“嗯”了一声。“你以后还出差不？”“我想还要出去的吧。”“那你把钱自己留着，以后用发票来抵就行了。”诸位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后来知道，那时候药厂的出差人员行前都要到财务上去借钱，谁借到了钱谁就等于拥有了这笔钱，不用急着还，已成风气。后来几年，财务上多次连电话费都付不出，办公电话被停机，而有的销售人员手头却攥着大笔货款不上缴，存在银行里生息。更有用于豪赌的。在启东制药厂开始高速发展的同时，一股反向的力——内部腐败也在潜滋暗长。没有原则的宽松管理，弊多利少，表面上吸引了一批人才，能让他们为企业卖力，暗地里，有不少人知道好景不长，所以赶紧捞钱。到后来，不少人为此身陷囹圄，企业也走上一条被迫出售的不归路。第二次是跟王副厂长出差。他是一位老知识分子，人很谦和，似乎与世无争，他分管新药开发。沾他的光，我平生第一次住进了三星级宾馆。一天陪他吃早餐，他指着餐厅服务员推过来的一笼笼精美小吃说：“想吃什么就拿什么。”结果那一餐我们就花了一百多元。尽管花的不是我的钱，我还是心疼了好几天。后来又出了几次类似这样的差，一位领导在打车时，夏利是不坐的，要坐桑塔那。另一位领导喜欢先派员为他安排好一切。人是会变的，变高尚难变庸俗却很快。跟惯领导的人，容易以为别人的笑脸是为自己展开的；做阔人的随从久了，有时候难免口气也会大些。我那时虽然仍很穷，有时也会在恍惚间以为自己已今非昔比。将近年底了，厂里要在广州开工商联谊会。所谓联谊，实质就是请客商吃好喝好玩好，招待他们过几天“神仙”日子，然后多订一些我们的产品。任科长希望我和美工殷宏先行，在那儿做好会议广告及宣传准备工作。殷宏原是启东解放印刷厂的工人，后来考进了无锡轻工业学院，美术基本功极好。临行前，任科长叫来一名负责广州地区业务的销售员，当着我们的面对销售员说：“你也提前去。你的任务是照顾好他们两位的衣、食、住、行，他们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
我们跟着那位销售员先从上海飞到杭州，再从杭州飞到广州。旅途中，销售员问起我俩的收入情况，当我说到最近在《书法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一万三千多字，拿到了整整400元稿费，超过我一个月工资，很开心。销售员忍不住轻蔑地一笑，说：“这算——什么呀——还不如我销售一箱药的收入。”尽管如此，第一次坐飞机出这么远的远门我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在广州住下来之后，销售员出去自由活动，白天根本见不到他的人影，只是偶尔打来电话，问我们需要什么不？我与殷宏白天工作，晚上闲逛，每晚换着餐馆去挑新奇的吃。我俩都是第一次吃到基围虾，觉味美非常，于是每餐必点，每点必是一斤。当时住在远洋宾馆，有一晚，一个嗲声嗲气的电话打过来，问要不要按摩？电话这头，原本有些口吃的殷宏忽然间加倍口吃起来，回答说：“不要……不……不要。我老婆……在……在旁边。”慌忙挂了电话，良久，殷宏突然自言自语道：“唉，听声音那个女的好像很年轻，应该……该蛮漂亮的。”临睡前，他又主动挑起了那个话题，回味了一番之后自语道：“不知道还打不打过来？”
我在广州呆了一个星期，任务完成后独自提前回家。在广州白云机场侯机厅碰到了徐无为厂长，徐厂长和我说他想办一张厂报。临近春节，我又出了一次大差。那是全国医药交易会在沈阳举行前的一周。厂领导希望在订货会开幕当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的《中国医药报》头版之外最显眼的那个版面的整版广告应该是启东制药的。经过了解，那个版面的广告早已被当时如日中天的某著名药企预订了。徐厂长任科长把我叫了过云，徐厂长吩咐说：“你的任务是协助报社设计制作好那个版面的广告，最重要的是确保开幕式当天的那期报纸上最大最显眼的广告是我们启东制药的！”
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不知深浅，二话不说就接下了任务。第二天中午到了北京，下午就找到中国医药报社。在无一个熟人的情况下，经过几天努力，竟然把这事给办成了。当任科长接到我报喜的电话时，显然也很兴奋，他在电话那头说：“你在北京别动，我马上派人来接应你，然后直接去沈阳。告诉报社，那期报纸加印30000份，广告费和加印费的支票由来人带来。”
沈阳交易会上，启东制药十分风光，满载而归。我一时无事，女儿又出生不久，所以一直呆在老家。一日，父亲对我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出阔差，吃香喝辣，丢下老婆孩子不管。家里人一点光都沾不上。你老婆生完孩子出院时，手里只剩下100元钱。”贫贱夫妻百事哀。我无言以对，唯有羞惭而已。
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上至厂长，下至清洁工，个个脸上挂满了笑容。年货发了一批又一批，还有红包，据说还很鼓，但这些都没我的份。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可能是厂里以为文教上会考虑我，文教上则认为厂里肯定会有我一份的缘故吧！”
除夕前两天，邮递员突然给我送来一张汇款单，有简短附言：“感谢并祝新年快乐！”是《中国医药报》寄来的。事后才得知，那笔钱是报社按规定支给我的业务费。家里因此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笑声。父母和妻子似乎也看到了一线希望，并且坚信明年会更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