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本文原载１９９２年第３期《南京文化》）

 

南京在先秦时书法如何，因缺乏资料，不得而知。在孙吴以前，书法之发展以北方为主，历史上的代表书家，北方人占绝对优势。到了孙氏王朝末期，陆机、陆云兄弟起于吴。陆机为当时大诗人及书法家之一，其上辈为吴大将，自不能与其首都脱离关系。前代方志多载二陆有宅，在秦淮之侧。“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董其昌跋语）的陆机所书之《平复帖》或即作于首都，也未可知。

 

严格地说来，南京在书法史上有特殊贡献者，主要在于东晋以下南朝时期诸代。中国书法，及其有关诸方面，真正在南京本地创成者，以次数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书法艺术观的形成

 

大约西汉自武帝尊崇儒术，以利用厚生等问题为要务，故汉人思想，大体偏于入世的。东汉中叶以降，海内有长时间之丧乱，旧信条不复能控制现实，故士大夫思想，乃由儒术解放而出。至魏、晋而改向道家，形成所谓玄学，轻人事而尚自然。晋室南渡，北来的玄学与原先输入或继续输入的佛教相合，支配一般知识阶级的思想。此时一般士大夫的生活、动作与言论，在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中得到了精彩的记录，谢安泛海、王羲之集兰亭，一时皆为佳话。王、谢等贵族从北来南，一方面住在浙江东部山阴、上虞等地，一方面在首都（即南京）又各有田舍，长干、清溪间第宅相望，故当时文人墨客以南京为大本营。南京的青山秀水大大地激发了文人士大夫们对书法艺术进行深层开掘的“雅兴”。

 

从书法发展的史实来看，魏晋以前，书法偏向于实用，极少数文人用心于此，也只能受到这样的“优遇”：“且草书之人，盖技艺之细者耳。”“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非圣人之业也。”（赵壹《非草书》即使偶有心得也只是：“掠笔，在于　锋峻　用之”，“横鳞，竖勒之规。”（蔡邕《九势》）斤斤于技法，津津于书法艺术之表层，而到了魏晋六朝，文艺思想空前活跃，士大夫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审美范畴和审美命题，例如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葛洪的“音为知者珍”，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迁想妙得”，刘勰的“才力”说，“神与物游”以及“风骨”、“情采”、“隐秀”，钟嵘提出的“滋味”说、“寓目即书”说，等等。在这样一个热闹繁荣的艺术氛围中，王羲之响亮地宣称：“夫书者，玄妙之技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王羲之《书论》）“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决》）其后代王僧虔也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王僧虔《笔意赞》）这些直指书法艺术本质的精彩论述，发前人之所未发，对后世之影响也极为深远。

 

由上述可知，魏晋士大夫，特别是生活在南京一带的风流潇洒的王、谢贵族，他们把清虚恬淡的人生观融化进了书法艺术观中，他们在观念上开始把书法真正地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开始注重追求书法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情性的抒发，对其深层的艺术内蕴加以发掘，强调寄情寓意和个性风格，并以此作为士大夫文人修身养性，以达到儒家的人格境界的一种方式，改变了在此以前书法以实用为主的观念，形成了真正的书法艺术观，完成了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一次质的转变。

 

（二）楷书的完备、今草的成熟

 

先言楷书可分为三大类：晋楷、魏楷、唐楷。从楷书的发展史来看，楷书滥觞于汉末，完备于魏晋南北朝而定型于盛唐。这里讲讲晋楷。

 

钟繇《荐季直表》

 

晋楷是魏晋时期以钟繇、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楷书。在他们之前，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已出现非隶非楷、亦隶亦楷的新书体。如东汉永和二年简（公元１３７年），吴凤凰元年（公元２７２年）、《谷朗碑》等。到曹魏，钟繇将隶楷新书体中的隶书成份进一步减少，而形成楷书的体式，但总体来说，钟繇的楷书结体，笔画仍带有较多的隶意。其后，这一新体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进一步改进，体势由扁而趋方，楷书笔画也逐渐定型，结体规范而又讲究法度，从而完成了隶书向楷书演变的全部历程。

 

关于二王楷书，后人评述较多。隋智永《题右条乐毅论后》：“《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民模世，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唐褚遂良《搨本乐毅论记》：“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清钱泳在《书学中》说：“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文》、《像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俗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清梁献称羲之所书《黄庭经》：“结构之稳适，撇捺之敛放，至《黄庭》已登绝境，任后之穷书能事者，皆未能过。”对于献之楷书，后世褒扬者也颇多，如《广川书跋》评：“子敬（献之）《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具，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趋多整严，非善书者不能也。”清冯武《书法正传》引《离钩》云：“字画神逸，墨彩飞动，为天下法书冠。”等等。

 

次言今草的成熟。

 

今草是自东汉以后流行至今的一种通行的草书字体，是在章草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它加快了行笔，增多了环曲笔画，一个字当中的笔画连绵不断，字与字之间多有牵丝相连，所以，也称这种草书为“连绵草”。今草发展到二王，已达到完全成熟的境地。

 

王羲之《初月帖》

 

羲之尝自言：“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又言：“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就以上所述，便可看出王羲之把自己的真、草处处与钟、张相比，其平生所致力之处，在于真和草二体，其所心仪手追的只是钟繇、张芝二人而已。

 

王羲之学张芝草书，并没有泥于古迹，而是剖析、增损和精研其体势，使之更具“现代意识”。张怀　《书断》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羲之与从弟洽变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据此，我们还可隐约想见王羲之、王洽等运用大量实践，成熟今草，并使之普及的盛况。

 

今草的出现并非始于王羲之手笔，然而王羲之的功绩在于：不仅完成了由章草向今草蜕变的过程，而且完善了今草书体的形式法则，确立了今草艺术的本质内涵，其著名的今草《十七帖》，简直成了东晋书风的典范和象征。

 

王羲之实践、成熟今草的成功，王献之也自有其不可靡灭的功绩。张怀　《书议》云：“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改革、成熟今草，有其个人的主观因素，也因了当时千载难逢的社会历史条件，人们常说的王羲之接受王献之建议而后改体的说法似不通。“改体”为大事，十五六岁有此卓识远见实难使人信服，况晋时奢谈风盛行，子贬父或父褒子贬己以抬高子，并不鲜见。因此我认为，合理的说法应是王羲之在发展成熟今草的过程中，其子王献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他最为得力的助手和干将，《文章志》所说的：“（子敬）变右军书为今体”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从传世书迹来看，王献之只是接过了其父实践成熟今草的旗帜，添以已意，从而命使今草更臻“现代化”的。

 

王献之《初月帖》

 

根据王羲之小楷代表作《乐毅论》、《黄庭经》，今草代表作《十七帖》大体所书之年代以及他生平活动的有关资料，可推测上述诸帖书写地点大体在南京这个王、谢贵族的“大本营”中。退一步讲，上述开启一个新时代的作品就是不在南京一带书写的，那么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南京的文化艺术氛围，对其完备楷书，成熟今草的成功照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书法品第论的诞生

 

文艺批评，首见于《论语》中所记，孔子之论诗，皆单言只语，偏于说教，有专篇论文，当始于曹丕之《典论》。陆机《文赋》、葛洪《外篇》亦为专篇，且都与南京有关。至若累卷者，则推南齐末年，刘勰之《文心雕龙》，至梁则有钟嵘《诗品》。此时由齐入梁，为南朝文化最高阶段，各种宗教、各种思想、各种艺术及科学，皆自由发展；各种批评，亦皆云蒸霞蔚而出。同时，谢赫论画，首标六法，后世画家技术之原则，即本于此；而梁朝度支尚书庾肩吾的《书品》，首先引“品第”一式入从书法批评，在南京的钟山淮水之间完成了书法批评史上第一篇书法品第专论。（据胡光炜先生考证，《书品》成于南京钟山淮水间。）

 

《书品》沿用传统的“三”、“九”之数，根据所评的一百二十八位书家的书法艺术造诣的“浅深”、“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凡九等。每等又加以品藻。在“上之上”三人中，张芝“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繇“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羲之则“天然过于张”，“工夫过于钟”。庾氏提出来的“天然”和“工夫”的标准，几乎可以概括书法两大主要美感类和风格流派。“上之中”，是业艺稍逊者，特点不清晰。“上之下”多为有师法而能“尽窥众妙之门”、“终成别构一体”的名家。中等上中下包涵较杂，大抵近似于后来的“妙品”。下等上中下则因“动成楷则”、“时有润珠”、“余芳”而与后世“能品”仿佛。庾肩吾的品定，从最重要的首品入选者看，其结果没有遭到后来者的非议，钟、张、二王始终居于唐代书法品第的首品核心，可见庾氏的品评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庾肩吾开创了书法品第这一理论形式，对后来的书法评论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关键时期，即在建都南京的东晋、南朝诸代数百年间。其时国势虽属偏安，然文人学士之思想，多倾向于自由放达，他们能打破传统的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可称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