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四十）

一半是天性   一半是无奈（下）

——王宠草书风格成因探寻

张怀瓘《书议》云：“今虽录其品格，岂独称其才能。皆先其天性，后其习学，纵异形奇体，辄以情理一贯。”同样是人生失意，各人对待的态度不同，反映在艺术上也可以是千差万别，此皆取决于各人的天性。稍后于王宠的徐渭和王铎，都是大失意之人。徐渭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落魄，可是徐渭选择的是“不平则鸣”，借书、画倾泻自己的一腔愤懑不平，作品可谓狂放不羁、惊世骇俗。王铎仕清以后，一直在担惊受怕与屈辱中过日子，但他在奔放的草书中找到了慰藉，找到了短暂的快乐。唐代草圣张旭、宋代黄庭坚，心中也多有失意不平之气，形之于草书，一个是颠狂，“脱帽露顶王公前”（杜甫《饮中八仙歌》）；一个是超脱，用心于禅悦。文学如蒲松龄，也是屡试不中，他在“谈狐说鬼”中找到了自己，寄托了自己。王宠在科举上屡试屡败后，买田于石湖之旁，读书山林，非省待不入城市。石湖是一个浩淼的水面，每到秋冬之际，清澈的湖水看上去一片黝黑，凛冽的风贴着湖面吹来，让人从心底里顿生寒意。那种隐逸的环境，反过来又深入影响到了王宠的艺术作品中。纵情山水，历来是许多文人失意后的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在某种程度可视为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选择以这种方式逃避，当然首先出于选择人的天性，王宠草书中疏简淡远的韵味其实就是这种天性这种选择的流露。

王宠工愁善病，其晚年栖息于虞山之白雀寺多年，疾笃归，不逾月即卒。我们在王宠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其处于病中的吟咏。人之健康成问题后，第一感觉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腔壮志，空付流光，此时难免不作消极之想，与青春豪纵、走马斗酒无缘。豪放与荒唐，是要以强健的身体作本钱的。“饮中八仙”豪放，能一气豪饮斗酒就足见他们身体的强健。陆游豪放，力能毙虎，身体之强健自不待言。仔细想想，善病的王宠，一个真正的“文弱书生”，最渴望的，一如他的字“履吉”—从此不再是多灾多病之身。如是故，他的书风也只能是温润优雅，一如他的号“雅宜山人”。在王宠的草书中，有时也可以感觉到他的稍稍激动，这可能是在他难得的神清气爽之后，但大多数的岁月里，他只能归于静穆与简淡。在我的印象中，有一种病，是有助于才华高超的艺术家催生奇异的艺术之花的。那是肺病。肺病能导致患者精神抑郁、厌世、情绪失控乃至喜怒无常，它属于“情感性精神病”，这些病后特征与艺术创作尤其是音乐、狂草的创作特质有某些相通之处。大音乐家肖邦患有肺病，他的音乐，有扑朔迷离的忧伤和炙热，又有此起彼伏的宁静和狂暴，有时还有神经质的咆哮。作家郁达夫、才女林徽因、《红楼梦》中的著名女诗人林黛玉都是肺病患者，都是多愁善感的丰产作家。他们的笔下，常见拉奥孔式的呻吟，那种呻吟，其情感的强度更在强抑的、潜伏的狂嚎之上。王宠的书迹宁静简远，因此王宠得的不可能是肺病，假如王宠得的是肺病，那么他的草书又将会是怎样一番情状呢？另外，疯病也可能催生出艺术奇葩，比如说徐渭、石鲁都发过疯，石鲁发疯后便画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画。但我总疑心这两位是“佯疯”。在他们，“疯”是一种与社会对抗、保全自己的手段，晚唐大书家“杨风子”杨凝式，佯狂避世，以逃劫难，平时却喜以书写意，似可为一证。从王宠的书迹来看，他的病与徐渭之病的“性质”也不同。

王宠少有抱负，受知于郡守胡孝思，但科举的屡屡失利，又加上身体善病，所以他的人生中充斥着无奈。王宠长于诗，宗李白、杜甫，辞藻丽赡、才力雄阔，由于上述两种原因，故诗中又多有壮志难酬的悲鸣与无可奈何的长叹。他的书作多录自作诗，念念不忘的轻愁薄忧是主基调，即使录别人的诗文，也是“借酒浇愁”而已。他书写的这些诗文，有的读来催人泪下，可作他书作的注释来阅读。这里不妨选录他草书作品中的若干诗文：

闭户十日病骨僵，手龟发燥面色苍。朱颜绿鬓不相待，俯仰天地为凄凉。男儿勋业竟何在，镜中摸索求亡羊。古来相马失之瘦，龙文虎脊空腾踉。忆昨结客少年场，呼鹰走狗势陆梁。金盘赌酒争五白，银烛娇歌弹《陌桑》。谓之富贵唾手取，吹毛插翼森开张。十年献赋不得意，貂裘宝玦无晶光。平生酒徒渐零落，羞涩《阴符》垂虎囊。学书无成学剑晚，歧路侧足以周章。百年冰崖满怀抱，万里鸿鹄方翱翔。明朝散发武陵去，夹岸桃花烟水长。（《杂诗卷·病起对镜作》）平生济川志，击楫使人哀。（《杂诗卷·同诸公泛石湖遂登草堂燕集二首》）急急南征雁，茫茫东逝流。壮怀空万里，极目海门秋。（《杂诗卷·九日病坐江楼二首》）宠也江湖落魄生，玄心时梦采真行。何时共隐屏风叠，骑工茆龙朝太清。（《诗翰册·十》）十年献赋头蓬葆，明发天台度石梁。（《草书诗册·夜燕石湖草堂》）清明野寺春风丽，忽忆曲江花满烟。（《草书诗册·清明日寄家兄》）万里骁腾只自笑，百年潦倒向谁倾？它时傥忆山阳社，为问穷途阮步兵。（《草书诗册·夜话友人》）利泽施于人，名誉昭于时。坐于庙堂，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大丈夫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此，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草书长卷《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留君一宿非无意，伴我聊为岩壑人。（《自书诗册》）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固如此，营营何所求？（《李白诗卷》）

从王宠草书作品所录的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王宠并不是一个很洒脱的人。他没有李白、张旭式的不管不顾、超脱形相的大气，也没有苏轼、黄庭坚式的豁达大度、智慧人生。他的草书一如他的诗歌，始终没能摆脱文字形相的束缚，从而像雄鹰一样翱翔于精神的天空。著名的北宋隐士林和靖，四十岁时结庐于西湖边的孤山。林和靖早年也曾想为世所用，他的《旅馆写怀》诗中有句曰：“可怀疏旧计，宁复更刚肠。”与上引王宠的第一首诗《起对镜作》立意上有相似处，抒发的是同样的感慨。林和靖与王宠一样，同样多才多艺，诗、书、画均擅。由于唐末衰乱，文坛凋敝，文采风流扫地，直到北宋，仍有点缓不过气来，但林和靖的行书却行笔险劲，棱角分明，有斩钉截铁之力。极为疏朗的布局，更体现他过人的倔强与孤傲，气象与王宠是何等的不同。张怀瓘《评书药石论》说：“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而是规模。道本自然，谁其限约。”书家只有内心坚定，书作才会坚挺；只有内心超脱尘俗之累，书作才会闪耀精神的光芒。王宠只活了四十岁，从其四十岁所达到的高度来看，王宠的天资可称超绝，张怀瓘所谈的书法境界，如果天假其以长年，他或许可以越过重重迷障，最终能够达到。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

王宠在为自己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无缘大展宏图、为世所用而耿耿于怀的同时，曾渴望在书法艺术上能号令群雄，有一番大作为。王世贞《王雅宜书杂咏卷跋》记载说，王宠的好友王元肃讲：“履吉作此时病已甚，然时时偃卧，以指画腹，曰祝京兆许我书狎主齐盟，即死何以见此老地下！”王宠晚年，于书用心如此，寄托如此，令人三叹。王宠晚年，因书而荒于诗，故孙鑛在《书画跋跋》中借人家的口说王宠：“书日进，诗日退。”

把王宠的草书放到明代中晚期狂荡纵放的浪漫主义洪流中，它无疑是一股备受关注、惹人喜爱的清泉，杰出突立，可谓神品。如果放在书法史的长河中进行打量，他“稍稍出己意”的新意是远远不够的，他运用精美，只可称之为妙品。王宠在书法史上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他用回归和坚守的方法确立了自己区别于当时的独特书风。在书风的选择上，一半本乎他的天性，一半是出于无奈，不强塑自身，顺乎自然，自性即佛。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未能合拍于时代主流书风反倒成全了王宠的独特性，从而成就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