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三十九）
一半是天性 一半是无奈（上）
——王宠草书风格成因探寻
明代书家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宜”。别署铁砚斋，书室名采芝堂、石湖草堂、御风亭等。工诗文书画，兼擅篆刻。书法诸体中，尤长小楷、行、草。论艺术成就，我以为其小楷当在行、草之上，而其行与草则大致相当。
王宠书名不小，当时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明代邢侗在《来禽馆集》中甚至说：“即祝之奇崛、文之和雅，尚难议雁行，矧余子乎！”但也有人稍稍提出异议，主要针对王宠书法精气和骨力的不足，如明莫云卿《莫廷韩集》说王宠：“虽烂然天真，而精气不足。”明孙鑛的《书画跋跋》批评其“尚乏骨力”。
王宠生活的明代中晚期，主张借艺术来体现性灵、释放感情的新人文精神日益渗透，向往自由、求奇尚怪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各阶层和多个社会领域涌动。就草书艺术而言，明代中晚期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期。较王宠稍早，有张弼的纵伟跌宕，陈献章的乱头粗服、自然超妙，祝允明的豪纵奔放、排山倒海、简率奇逸，文徵明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诗句）与王宠同辈同门的则有陈道复的散僧入圣、老笔纷披，文彭的行云流水、淋漓酣畅。稍后，则有丰坊的点画狼藉、波澜起伏，徐渭的天才超逸、满纸云烟、摄人心魄。再往后又有董其昌、陈继儒、张瑞图、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光照千古的超级草书大师。他们个性强烈、身怀绝技，一时间草书园地花团锦簇，令人眼花缭乱。只活了四十年的王宠要在这样一个“热闹”的场景中不被淹没，谈何容易！
但是王宠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较为出色。其中的道理说出来似乎很简单：别人一个劲地往前“冲”，而他却选择了“回归”，选择了“守”，并“稍稍出己意”（明王世贞评王宠书法）。回归和守，使得王宠在明代书坛保有新意，独俏春风。在某种特定的时期或场景中，采用退和守的做法让自己区别于周围、众人，犹如战术上的以退为攻，不失为一个上策。回归与守，实在说不上是什么独门秘籍，在文化史上也常见不鲜，回归的目的多为独异当下，反拨时风。但何时回归，如何去守却大有讲究。正当其时且妙于回归的王宠，赢得了时代，也赢得了历史。坚守和回归，在王宠的身上产生了与创新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风格的重要性当在技巧之上，技巧约等于技术，而风格则是境界的乳名。要搞清王宠书风的成因，首先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王宠书学上的师承取法，二是他的性情与心理。
据《明史》记载，王宠“少学于蔡羽，居林屋者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书无所不观”。一般都认为，王宠书学钟、王，出入虞、褚间，行草则从王献之出。我通过对其草书的反复临摹、比较和分析，认为他的行书得力于王献之，草书则主要得力于王羲之、智永草书《千字文》。他于王献之的草书着力并不多，在其草书中，很少有王献之风流倜傥的成分。王献之倡导新草，尤长于狂草，王宠却一生未作过狂草。再有，王宠少年时期的书法老师蔡羽，一生精研王羲之笔意，尤其得力于《圣教》、《兰亭》。蔡羽的草书极类右军，又有王珣《伯远帖》的形式趣味，走的是清新质朴一路的书风。蔡羽为一代名家，少年王宠在学书取法上受其影响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说王宠与王献之浪漫不羁的性格也颇不相类。在书法诸体中，草书最具表情性，范本的风格越与自己的性情接近则越易于取法。王宠与献之“情”之类型不同，不以献之草法为法，似更合事理。
图343 王宠《杂诗卷》
王宠写于嘉靖甲申十月十一日的草书《杂诗卷》（图343），点画以方直为主，字之大小基本相等，用笔结体类似王羲之的《十七帖》，但在骨力气势上不如《十七帖》厚重果敢，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反差也没有《十七帖》大。《杂诗卷》的笔画外形及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一种规模刻本的“枣木气”，略显僵硬。这从另一方面也正好说明，王宠在大王刻帖上是下过一番真功夫的。此诗卷与写于嘉靖丁亥四月廿二日的《草书诗册》（图344），用笔及字之外形走势，与智永的草书《千字文》相像。所不同的是智永《千字文》用笔更为劲捷，字之结构与行气也更为紧密，而王宠则表现得文雅疏秀。
图344 王宏《草书诗册》
书于嘉靖丁亥春二月的草书《杂诗卷·石湖八绝句等》（图345），在王宠的草书中是一件难得的“特例”。此作虽仍残存“枣木气”，但整卷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切切错杂弹”（白居易《琵琶行》），健秀自如、纵横起伏、一气呵成，多有意到笔不到的神妙之处，一改他平素温润优雅的书风，且时见米芾式的沉着痛快笔触，奔涌着青春生命的律动。尽管如此，此作仍与王献之狂草的天马行空、浪漫风流相似甚少，而多王羲之式的沉着与质朴的古气。
图345 王宠《杂诗卷·石湖八绝句等》
在那个艺术思潮如风云一般变幻激荡的时代，王宠的内心深处也时不时会漾起几圈涟漪，甚至有时还会溅起几朵浪花。他的书法世界里，也不全是守与回归。草书《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图346），纵28.5厘米，横1107.1厘米，无论是穿插布局，还是笔意行致，与黄庭坚的草书长卷《廉颇蔺相如列传》极为相像。由此可见王宠草书取法的广泛和对“既定书风”突破的渴望。还有一件“混合型”草书《自书诗册》（图347），也反映出了王宠的“仁者心动”。开始两页，中间多夹有行书，后面两页，则全化为草书。如此情绪化的草书作品，在王宠是很少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作提按大起大落，点画内有激情在涌动，草法意趣多有脱略形骸的意味，已很为接近祝允明较为收敛平稳一路的草书。后王宠约八十年出生的草书大师张瑞图，早年的草书也有类似的意趣，是暗合还是两位大师的心灵跨越了百年时空在作美的交契，我们不得而知。
图346 王宠《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
那么，王宠为什么没有沿着他尝试过的突破自我之路，去追赶时代的大潮，而最终选择了回归晋人，以疏拓秀媚为基本书风呢？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王宠的天性使然，二是健康的原因使其不得不然。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究，其实就是为了回答前面提出的王宠书风成因中的第二个问题，即王宠的性情与心理。
图347 王宠《自书诗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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