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迹临习指要：晋·王献之行书《廿九日帖》

（本文刊于2022年4月27日《书法导报》)

 

王羲之的书法既雄逸又蕴藉，王献之则张扬加俊逸。献之的张扬是相对于羲之而言的，较之当代书法的张扬，献之仍属蕴藉一类。须要明白的是：张扬的书作若无蕴藉作底，则多半是草莽流寇式的、粗鲁、浅薄之作。

 

图1  廿九日帖

 

王献之的《廿九日帖》（图1）有很醒目的粗重点画，转折处常作方整状，与其说他因师法锺繇而如此，毋宁说是直接从北派中汲取了风格因子。类似的风貌，在王羲之及当时其他书家的作品中也有出现，但都没有像献之表现得那么强烈与无所顾忌，对王献之新风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献之用笔极尽精微，强调同中有异：如“遂”字中部两撇，第一撇微曲，第二笔趋直，寓变化于统一之中；“遂”字右侧两点，一长一短，细至牵丝的轨迹，都精活生动。粗重的点画，如“廿九日”“白”“恨”“中”等字的转折，挺刮光洁，犹如刀削而成，如此大胆地追求通俗美，在当时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廿九日帖》与王羲之的《何如帖》（图2）都是短札，不足三行，其中又都有“白”“之”“不”“中”“体”“复”“何如”等字，通过比较后发现，在笔势上，献之的字通常会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如“白”“不”“体”“中”“复”等字，更多欹侧与错落变化，更显俊朗清爽，具有更多的舞蹈性。

 

图2 何如帖

 

王羲之的行书多为出自本真的随意书写，王献之的行书则是经过了人工“构思”后的“自然”。虽然两者最后都达到了天然的境界，但羲之的更高，“自然”二字在羲之是与生俱来的，而献之似乎并非如此，父子俩在书法中所体现的“天然”的深层趣味还是有区别的。唐代张怀瓘在《书议》中说献之在行草之外更开一门：“无籍因偱，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纵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这一段描述，于王献之的《廿九日帖》《中秋帖》及《鹅群帖》一类墨迹非常合适。

 

图3 东山帖

 

王献之的《东山帖》（图3），结字用笔都新。结字以散为聚，用笔以简率纵放而得奇崛之美，放弃了用笔的技巧规范，任性旷放，开宋代米芾“刷笔”一脉。献之的《地黄汤帖》（图4），沈尹默先生评曰：“体多媚趣、妍润圆腴”，“惟未得遒丽”，正如梁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

 

图4 地黄汤帖

 

献之存世墨迹风格变化较多，可见他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我们在临习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对不同的作品，不能以一副笔墨、一种心情去理解临学，要因帖制宜，因帖施法。王献之其人，在当时士林，被称为一时之标，《世说新语》中有关他的“记载”不少，兹摘几则，以助对他书作的理解：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第二》）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品藻第九》）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简傲第二十四》）晋时，吴人称中州人为“伧”，“伧”者，粗俗之人耳。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忿狷第三十一》）胡儿即谢朗，是谢安的侄子。矜咳，应为矜硋，是矜持拘执的意思。晋人讲究门第，士庶不同坐，这里谢安因此批评王献之拘于俗礼，为人不够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