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六年（一）

（本文刊于《三角洲·文学专刊》2022年第1期，P64-73）

现在已记不起是在哪本刊物上读到的这样两句诗：“少女变成了少妇，像剥去了香蕉皮一样浑身轻松。”1984年夏，我第一天当上“孩子王”，看到满操场活蹦乱跳的“猴儿们”时，也像剥去了香蕉皮一样轻松。但是没过几天，就感觉自己的头上飘着一朵“阴影”。事情是这样的：

作者师范毕业那一年

与我同时分配至启东永和乡中心小学任教的李老师和方老师毕业于南通师范，我毕业于海门师范，当年中考录取时，通师的取分线要比海师高，所以在人们印象中，通师毕业生必然比海师毕业生优秀。那个时候学校每周都有集体办公会议，主持工作的戴副校长在每次会上都要把李、方二老师赞扬一番，于我则很少提及，不点名的批评却常有。我曾认真地反思过，觉得自己工作确实没有人家做得仔细周到，与人相处也不那么讨人喜欢，因此每逢开会都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入职满了一个月后，按规矩新教师要上一堂教研课，李老师和方老师的课没有任何意外地得到了一致称赞：标准的普通话，工整美观的板书，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的讲授……真是“我见犹怜，何况老奴？”“杨谔有课不敢上，李方好课排前头。”

怎么办？

情急之下，想起见习时曾经听过李吉林老师教的《荷花》，自己任教的四年级语文正好也教到这一课，于是抛开原先准备的教案，大胆“挪用”了李吉林老师的“教法”。上课时，我充分发挥了自己喜欢文学和绘画的特长，不加掩饰地“流露”了自己洒脱自然、不拘小节的个性，恰巧那个班的学生聪明活泼、爱好表达，课堂气氛和教学效果就不用多说了。

下了课，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戴副校长，发现他的眼睛里似乎有笑意在流动。

后来的日子里，我上乡公开课，获得了成功；上县公开课，获得了成功；作为全县非常有限的几位优秀青年教师到县实验小学借班上课，也还不赖！

再后来，我还向全县开了思想品德和美术课，竟然也都获得了成功。

教育局教研室开始把我当作一棵好苗苗进行培养，派小学语文教研员季忠宝老师跟我单线联系。我先后两次参加了南通市小学语文教学年会、两次南通市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年会，并光荣地加入了南通市教育学会。有一天，启东教育界赫赫有名的二实小秦校长带队来永和中心小学，在连听了我两堂课之后，他当着众人问我：

“愿不愿意调到我们二实小来？”

“是永和中心小学发现了我，培养了我，我要在这里一直干下去，除非哪一天它不要我了！”天哪！那天我竟然说出了在他人看来冲动、愚蠢得匪夷所思的话来。那个年代，年轻人谁不想去县城呀？去了县城，最起码找对象不难了。戴副校长当时也在场，听了我的“表白”后满脸是笑，在当晚的集体办公会上大大地夸了我一番。

却谁料，一语成谶！

永和中心小学决定不要我的“责任”主要在我。那年月大家都把教改口号喊得山响，钱梦龙、魏书生和李吉林更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别人是结合自己实际，左顾右盼一番后小心翼翼地尝试着教改，而我则是大踏步的真“学”真“改”了起来，还戗入了不少自己的成分。再有，我天天练书法，引得一帮学生也跟着练，校长开始以为很好，后来觉得有点过了，便“赏”了我一顶“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帽子。学生洗毛笔，常常把水池弄脏，把墙壁弄脏，也弄得不少人不满。凡人一得意就要忘形。有一次，学校承办了一个大型教研活动，安排我向全县上一堂公开课。上课前，教室周围已经聚集了上百位前来听课的老师，有一个施姓顽皮生，偏偏“人来疯”，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欸欸连声地逗我说：“有本事的话，你今天摔我一跤。”说话时还做了一个在我看来带有侮辱性质的动作。我不假思索，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横着拎起来，“放”到了水汪田里，成全了他。那家伙当时就梗着脖子，“哇哇”狂叫起来，不少听课老师目睹了全过程，惊得目瞪口呆，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接下来上公开课的，就是这个老师。”

我教语文并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从五年级下半学期开始，作文由学生互相批改，我抽样评讲。既评写，也评改。六年级时，我们班单独取消了语文期中考试，每天都准时放学，不补课，有时语文课作文课上着上着就上到教室外面去了。不过，这些似乎都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我组织的班集体活动，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了美好回忆，为学生们所津津乐道，但在某些领导和同事的眼里却是“胡闹”，我当然也就成了狗胆包天的“危险分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我努力实践着这样的理论，因此在理论上，那些人无法驳倒我的做法，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仍旧理直气壮地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尽管我教的那个班在毕业考试时语数成绩与拔尖率在全乡都遥遥领先，但当又一个新学年来到时，我还是被“踢”出了中心小学的大门。

有同事“祝贺”我说：“去永和中学教书，那是‘高升’。”也有同事悄悄地告诉我，调动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那回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