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六年(五)
(本文刊于《三角洲·文学专刊》2022年第1期,P64-73)
人生应该少一些苛求与苛责,认定目标,勇往直前。
——作者题记
“回头草”
在乡文教辅导组,我的新职务是乡科技辅导员(还管过两个月全乡扫文盲工作),享受两中心教导处副主任待遇。这是辅导员在永和中学的一次教师会议上当众宣布的,我当时不在场,所以只能算是听说。我有了一个单人宿舍,虽然只够放得下一床、一桌,但我还是相当满意。我把桌子放在床前,床沿就成了椅子,有时躺在床上,想看哪本书,身子半起,随手一抓就得,简单便利!辅导组没有给我安排办公桌,不过这样更好,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只能”在宿舍里“办公”,辅导组的领导们有时候要找我,还得屈尊到我宿舍里来见我。今天回忆到这些,方才明白辅导员当年的苦心:一来可以给我充裕的时间和自由在艺术上继续努力,二来让害群之马离群独行,无群可害,放在最高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放心安心省心。据说有一回一个莽撞的教师指责辅导员不公,问他为什么杨老师可以不参加任何一个学校的学习?辅导员笃悠悠地回答说:“他特殊。特殊的人就该特殊对待。”
也不能说安排我当科技辅导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用人不当,因为据我了解,好像当时整个永和文教只有我对创造教学感过兴趣,写过有关论文。何况我还正儿八经地参加过县里有关“小发明”的培训的呢!白天,要是领导们都出去了,我的任务就是看电话机(看办公室),要是领导们回来了,我就主动“退避入舍”。
有一天,我在宿舍里写文章写得正顺手,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好一阵仍没人接。待重新响起时,我赶忙走了过去,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明显不快的声音:
“你是谁?”
“你是谁?”我反问道。
“我是×××。你到底是谁?”
我一听名字,吓得直吐舌头。乖乖咙哩咚,韭菜炒大葱。对方是经常来学校检查指导工作顺便喝酒的乡长。我略作停顿,报上了政教处主任的名字,随即挂断了电话。铃声又起,我干脆关上门扬长而去。
我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接到了教育局发来的各乡科技辅导工作统计评估表。我在自评一栏填了75分。寄出前请辅导员过目,他不解地问:
“为什么不填高一点?75分是不是低了点?”
我说填高了万一变成了先进怎么办?万一他们要来开现场会岂不是更麻烦?我也想过填得再低些,万一他们要抓落后典型整改怎么办?
辅导员笑了,挥挥手说:“那就寄了吧。有什么事到时候再说。”
有一次我外出时没关宿舍门,回来时见辅导员正躺在我的床上入神地看一本西洋画册。他发现我后就放下书,说:“真美!看了一点邪念都没有。”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慢慢地,我自认为与辅导员几乎成了朋友。有一天他喊我过去,还未开口说事就先唉声叹气的。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永和中学初二有一个班,学生太调皮,把教他们语文的教导处副主任给哄了出去,现在政教处也没办法,那位副主任不愿再教那个班了,其他老师又不愿意接。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原先也觉得自己就这样一直吃闲饭不好,就说:
“让我去吧!”
“你可以不去的。考虑一下吧,不要着急决定。”
语文课是天天有的,怎么不要着急决定?辅导员待我不薄,我难道连这点义气都没有?就这样,我成了永和中学初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开开心心地“着了辅导员的道”,最终还是吃了“回头草”。
又一年过去了。一天,我拿着一叠攒了一整年的稿费单复印件找到乡辅导会计,要他兑现奖励。年初乡文教有规定,凡在县级刊物发表文章的,奖稿酬的一倍,地区级奖两倍,省级三倍,国家级四倍。我那一年得到的稿酬总额约3600元,而且以省级为多,如果按条例规定,可得奖金近万元,是我当时年工资的数倍。即使刨去与教育扯不上关系的文章,如果硬按标准,也是一笔可以让许多人眼红的数字。辅导会计看也不看一眼,头都不抬说:“你的事我们讨论过了,不好兑现,太多了。本来还想让你把稿费拿一部分出来给大家分分的呢!”
我当时真的真的无话可说。
第二天,我找到了一本教育论文获奖证书,笑着对辅导会计说:“不按约兑现也就算了,总不能什么都不给吧?”
第三天,我领到了20元奖金。
那是1989年年底的事。
1990年寒假开学,我重新搬入了永和中学教师宿舍,在语文办公室也有了一张办公桌,两中心教导处副主任的特殊待遇只在同事间开玩笑时被人偶尔提及。那个乱班在我手上一直太平无事,后来到了初三下半学期,那时我已离开了教育岗位,他们又故态复萌,竟然与县城里的一伙“混混”约了要打一场规模不小的群架。政教处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让我妻子打电话给我,我在“弹指之间”摆平了此事。这件事至少说明了两点:辅导员“卵皮班级就要卵皮老师去管”的策略是正确的;辅导员是如来佛我是孙悟空,我再怎么折腾都无法跳出他的手掌心。
我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已明显越来越不务正业。在校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当出头椽子,碰到实在忍不住想发表意见的时候,就采用开玩笑说调皮话的方式表达,便于双方都能进退自如。有一次乡辅导组检查我们备课笔记,我那本是辅导员查的,他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后面还加了“学习”两个字和一个感叹号。茅副校长在把备课笔记本发还给我时说:“你三堂课只备了25个字,创纪录了。”我笑着说:“这还算不上创纪录,有的课我根本不备,一个字都不写的。但我随时欢迎领导们前来听课指导。”说完,我还拥抱了他一下,并做了个欢迎的动作。我虽然已经变得如此“滑头”,但内心却时刻告诫自己:人应该成熟,但不能世故,世故了就会像熟过了头的水果。
最后再讲一件趣事结束本文。
那一年永和中学老校长已经退休,新校长是我刚进永和中学时的教导主任,我已经听说一年前踢我出去是出于他的主张。他与辅导员是大学同学,也是个才子。与辅导员的严肃正经不同,新校长喜欢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一天,他邀我上他家喝酒,并让他美貌的女人作陪。女人海量,天生一对大酒窝,笑起来酒窝里仿佛盛满了美酒,让人未饮先醉。喝到六七分时,新校长开口道:
“你看我们之间能不能有个约定:以后你要出去乱跑,就事先和我说一声,我跳开了你那个办公室检查;我若要查什么了,也事先和你说一声。”
我朝他拱拱手,表示感谢!这时,女人的双颊亮出真能甜死人的酒窝,对我说:“他又要搞什么鬼名堂了。”
新校长说:“且慢感谢,这是有条件的。你以后当着其他教师的面不要再和我开玩笑了。你半真半假,有时正好击中我的软裆,弄得我挺难为情的。就我们两个人时,随你怎么开玩笑都可以。”
我俩一言为定,自此后成了好朋友。

1990年暑假结束后,我自费到北京大学进修。这是书法研究班开学典礼上的合影。我生有幸,后来几个月,得以聆听到一流名家大师们的教诲。以一种特殊方式自此与永和文教告别。

在北大进修期间游香山留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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