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之印》与《谔毋诺》（2004年）

要是几个喜欢书法篆刻的朋友在南京碰到了一起，一通天南海北胡扯之后，总有人提议：“去看看我们的马老吧！”

“看望马老，就像看望自己敬爱的父亲。”一位朋友曾这样对我说。

一说起马士达老师，我就有一肚子有关他的事要讲要写下来，尽管这些“琐碎”的小事我坚信一生都不会忘记。

记得还是2001年，全国八届中青展在北京展出后“移师”江苏美术馆，大约是开幕式后的一天，我去看展览，正好在展厅里碰到了马老师，也一个人。之前，我只见过马老师一面，于是我上去打了个招呼。马老师说：

“你那张作品写得很大气。”

“不行不行，写得真不行。”我不是嘴上谦虚，而是真的如此感觉，因为2000年前，连续五、六年沉浮商海，不亲笔墨，一下子再拿起笔来，心里真的没底。

“我说好就好！”马老师加强了语气，完全是一副不容分辨的口气，说完扭头对着满墙的作品，不再理我。

好，当然最好。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是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惭愧。那天我又向马老师请教了一些问题，譬如说，理论家与创作的问题，艺术家与艺术家的作品的关系问题等等。谈了一会儿，我好奇地问他怎么有雅兴来此。马老师回答说，这里的一个学校搞艺术展，请他来剪彩。

“你知道，难得有人请我剪彩的。所以我得认真，我得提前到。”马老淡然笑道。

大约是2002年的八月吧，我的一位朋友有东西放在马老师处（他是马老师的学生），而马老又把东西带到了江阴他的一个学生郁志刚家，因此，朋友请我去南京时如果方便的话去一下江阴。想到能见到马老师，当然就有方便了。江阴市区的居民新村难找，我费了好大的劲还在外面瞎转，最后还是郁志刚走到马路边上来接我。

到得马老的学生家，他们正在吃早饭，我正犹豫，马老师已放下手中的碗迎了出来。他把我引到了书房，说他很高兴，要和我好好聊聊。又忙着介绍他的学生郁志刚跟我认识，并一再强调：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因为你们一样喜欢读书。

在四壁全是书的书房里，我与马老师聊着。师母从饭厅端着半碗粥出来，对马老师说你总得把饭吃完了啊。

“不吃啦！高兴！不吃啦！”马老师在师母面前很有点小孩子般任性的味道。

那天马老师很关心地跟我说起他的担忧，他说，江苏有很多有才气的青年，开始很好，有想法，写着刻着，就没了个性，为“奴”为“马”了。我给马老介绍了我的习惯，我说，以走路为例，从甲地到乙地，我一直走的是一条大路，走了千百遍了，但我总想找一条新路，这样的结果十之八九会得不偿失，但我仍改不了这样的习惯。以书法创作为例，创作出来的东西，像古人的，撕掉；像老师的，撕掉；重复自己的，还是撕掉。

“这样我就放心了。但你对自己要求也太严了，我就做不到。”说完这话的马老，舒心地把头靠在硬硬的椅背，脸上漾着慈爱的笑意。

那天我见“时机成熟”，就恳求马老为我刻两方印，并写了印文内容。

谈了约一个小时，我起身告辞，马老师也要去太仓。那天我一路疯跑，江阴城又正在修路，路面高低不平得厉害，但我仍不管不顾，最后我把汽车的排气管也跑掉了下来。

2003年4月，江苏省书协理事会在南通召开。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我联系上了徐利明老师与马士达老师，又约上了时君，四个人一起出去吃饭。马老推辞说：“转转可以，不要破费，会议有招待的，花那钱干吗？”又对我说，“你要我刻的章的内容我找不到了，还是先给你刻个名印吧。目前还没有好的构思，等有了再刻，再给你刻方闲章，‘刻我送你的话’，用到你的书法作品上去。”

晚饭安排在南通的休闲农庄。农庄建筑在湖面上，湖水清澈，早春的晚风，微微有些寒意，不远的五山已展现了多彩的姿容，天地间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水气。我们在湖上转了一圈，有人悠闲地钓着鱼，而且收获甚丰。到了晚饭的时候，点了几个家常菜，马老对桌上的香芋尤感兴趣，说是小时在农村老家吃到过，怕有四五十年了吧。吃着说着，我表达了我真诚的感受：能向徐老师、马老师问学，我三生有幸。

正品尝着香芋的马老师突然抬起头，双眸炯炯地盯着我，语出惊人：

“杨谔，老实说，认识你我也很荣幸！”

望着马老师一本正经的脸色，我不知如何应对，只能语无伦次地吱唔着。

2004年1月的一天，正在南师大读研究生课程班的吴伟打来了电话，说马老师为我刻了方章，要他转交给我。“很精彩，班里同学都抢着盖呢！印石很考究，钮也漂亮，我已去朝天宫请做印材批发生意的浙江人估了价，值好几百呢！”

我略作思索，说：“我还是到南京来拿吧。”

过两天，我去了南京。那天晚上，我与吴伟再三欣赏那印，爱不释手，一再感叹：

“大匠手笔！精心之作！”

第二天上午，我与吴伟去拜访马老，谈了近四十分钟，在我们立起身告辞时，我拿出一个信封，说是印材的成本，马老“啪”地站了起来，把信封重重地摔到桌上，脸微微变色，显然有些生气了，说话也急了起来：

“这是我送你的。我还要给你刻一方，内容想好了，叫‘谔毋诺’，一样的印材，也送你。”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桌上划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是我对你的期待。”

我一下子有些“口吃”起来，解释着付钱的理由，他又拿起了信封，变色道：“你信不信，你要放这，我把它从28层扔下去。”他挥着那信封，“以后你不要来了。”说完气呼呼地坐下，又马上站起，顿了顿用柔和的语气说，“谁让我喜欢你呢！”

我们告辞出门时，马老又一再叮嘱我俩：“南通的青年人已经行动起来了，很好。但要注意——百花齐放。”

马老师说“道”巧点善拨，往往只有几个字，或短短一两句话，便击中要害，让人如醍醐贯顶。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的很多朋友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我跟徐利明老师进修三个月后，在艺术创作上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他是名师。你原本不是不懂，只是无法验证，后来你的思想在徐利明身上得到了验证。”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艺术界的某些名家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马老说：“你看他们的时候，只看他艺术上好的，不看其他不就行了吗？”

马老师，你说，我说的能向你老问道，三生有幸，我说错了嘛？

今年春节刚过的一天，晚上9：30光景，我与正在南师大教室读书的吴伟通电话。说完了事，吴伟说，马老师在旁边呢。我说让我跟马老说几句吧。

电话那边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我脱口而出：

“马老师，我想你啊！”

“我也是！”那是马老师熟悉的声音。

……

走路的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读书的时候，我的眼前都会出现马老那看上去平静如水其实却掩饰不住的慈爱的面容。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马老师对我的“偏爱”都出于真心，因为他的出身不是“贵族”，就像齐白石，他不懂得“场面”上的那一套，他血液里流的是质朴，他是一位很真的人。

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出马老师在艺术界的份量。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有关篆刻创作的会议。我旁边坐着一位心气很高的朋友，他对我说：“你别看主席台上坐了一大群，其实篆刻家只有一个半，马士达算一个，×××算半个。”

马老师是大名家，但他很有组织观念，对协会发动的事，他都积极参与。为了八届全国展，他精心准备了作品。我很有眼福，欣赏过他这件后来落选的印屏。如果不强大，他能让那位大权在握的名家如此“在乎”吗？不知怎的，没来由的，我竟然随口吟出了这样的联句，以作本文的结尾：

江山如此多娇

风景这边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