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为何不作狂草（兼得斋夜话91）

毋庸置疑，张謇是一位书法名家，其师翁同龢评其书：“字亦雅，非常手也。”张謇有“同光书法第一”的美誉，有论者认为他的书法能与翁方纲相辉映。

张謇篆、隶、楷、行、草五体皆能，尤以小行草（手札体）最为佳妙，从颜、欧楷书中化出，有秦汉金石的古雅气味，雄健秀美，舒展大方，意态纵横。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他在颜、欧、褚三家楷书上下过很深的功夫，他临写的褚遂良《伊闕佛龛碑》，宽博、平正，点画均衡、精致。后来，为在书艺上有所突破，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又师法黄庭坚行草，钟情怀素大师的狂草《自叙帖》与《四十二章经》。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敢为天下先”的“失败英雄”，倾力造福一方数十年、泽被后世至今的拥有大气派之人，鲜有狂草之作。这是为何？臆解如下：

一是性情与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天生的性情无疑是艺术风格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又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顺性则艺易成。作为一个爱好众多又多才多艺的文人，张謇的天性中自有许多“逸”的成分，但他毕竟不是一个“纵逸”者，他是一个伟大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当以务实为本。千头万绪，以此为重。书法在他，不仅是艺术，更重要的是它的实用价值，比如交游交流，题匾书联、鬻字碑铭，常人首求易识，故多以隶、楷、行为先。

二是“馆阁体”的底子。

作为应考的举子，流行的馆阁体是其基本功之一。张謇当年的楷书，虽不至于“乌方光”、僵直板正，但确实也以平正为尚，他曾说：“写字要结体端正、平直，决不可怪，更不可俗。”步入中晚年后，深谙书道的他开始有意突破原有的法则，从他书写的楷书碑《美人石记》看，他甚至已不复坚持写字要结体端正的理念，遑论点画的平直。因了他的学问、气质与颖悟，他的书法终于有了突破，但未有颠覆性的改变。

三是人生经历。

狂草的形式可以通过模仿、设计、制作而来，而狂气、狂劲、狂意则必须由内而出，内即艺术家的胸襟胆识。艺术家心高气傲，在现世偏托足无门，则心中积聚的悲喜、坎坷体验愈多愈深，识愈高则胆愈壮，下笔必果敢，劲力气势必强烈充实。而张謇的人生经历，显然与此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