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忆母亲

 

母亲离我们而去已经600多日了，但我总觉得她一直都在。在我的身边，默默地、微笑着看着我。

 

想起母亲，喉咙里总是哽得难受，泪水盈满眼眶……母亲确确实实已离我们而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启东农村还很贫穷。父亲在省城工作，虽说能寄些钱回来，但我们姐弟仨实际上是由母亲一个人拉扯着长大的。不像周边许多人家，早早地让孩子辍学，母亲咬着牙，让我两个姐姐也都读完了高中。

 

夏天，昏黄的油灯下，姐弟仨聚在一起读书做作业，母亲为我们扇芭蕉，扇着扇着，有蚊子来了，回头一看，劳累了一整天的母亲坐在那儿睡着了。

 

我中师刚毕业那年，想学书法，报名函授须交40元。我凑不满这笔钱，商之于母亲。母亲正在锄地，听说后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回了家，从箱底取出一个蓝布小包裹，翻到最里层，一元两元地凑满了我需要的数字。她说：“儿子想读书，我支持的。”

 

1990年夏，我自费去北京大学作短期进修，临近春节才回家，而我的婚期也就定在春节。

 

那天母亲说新房里一定要有一张新的红方桌，你和我一起去镇上挑吧。我用自行车驮着母亲来到南阳镇，母亲直奔一家木器店，她其实早就把一切都打听清楚了。她挑了一张，问我意见。我当时身无分文，甚至还偷偷地背了一点债，虽然觉得那方桌似乎太小了些，但还是连连点头，因为我知道母亲那时手头也很紧。

 

 

婚后，我与妻子白天去学校上班，晚上则回家住，母亲总是笑眯眯地准备好了一切。我爱喝茶，新房里的热水瓶总是满的热的。

 

我写了篇散文《红红的热水瓶》，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文章寄给南通日报的丁鸿章老师，丁老师后来来信说：本来已经排到版子上了，不知怎的又被撤了下来。可惜此文如今已经无法查找。

 

1991年4月，我辞了教职去了一家企业，我似乎已随时代大潮投入到梦想挣大钱的人流中去了。我先是买了摩托车，没几年又换了汽车，还办了厂。

 

见日子一天好似一天，父亲母亲很高兴，和我谈话的主题开始离不开“发财”两字。东家、西家，电视、传闻，钱！钱！钱！我烦这个话题，刚开始一段时间还搭腔赔笑，有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大声喊道：“钱！钱！钱！有完没完？你们怎么就一点也不了解儿子的心思呢？”二老都很吃惊，母亲似乎还有些失望……

 

2011年10月30日，母亲79大寿

 

多年后的一天，母亲忽然发现了一本我写的书，那个高兴劲远胜于她在箱底忽然发现多了一沓钞票。鬼使神差，几天后她竟然又看到一张沛县的报纸，上面有我的照片。后来一段时间，母亲多次对人说：“你们看看，这是我儿子写的，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多么光荣！”

 

一次我在房间里练字，母亲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事后对我妻子说：“徐辉（我的小名）写的字像野葡萄藤。”只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母亲语出惊人，一下子道出了草书的形象特征。我原来一直想不通自己喜欢书法的基因来自哪里，现在什么都明白了。

 

 

母亲去世前那一年除夕，她突然对我妻子说：“明天是大年初一，你来做早饭，以后就交给你了。”那个春节家里比较热闹，交权后的母亲依然操心个不停。节后我们各奔前程，母亲却病倒了。后来查找原因，她说：“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怕跟小辈们争抢，所以自己尽量少吃，坚持不大便。”

 

母亲是在晚上躺下后，又被父亲催促着出去寻找在邻居家闲谈的大姐时摔倒的。左侧股骨颈骨折，卧床不能动弹，引起并发症。

 

病危期间，女儿从美国飞回来看她，婆孙俩拉手痛哭。母亲说：“奶奶这次好不了了，看到了孙女，奶奶可以放心走了。”又对我说：“这次让你们辛苦了。我的事办完，孙女正好可以回去上班，大家可以清清爽爽地过年了。”语调平静，声音极为细微。

 

后来的事，一如母亲所说。

 

 

 

（本文发表于2020.9.25《江海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