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散文：第一次转身（三）

（本文刊于2024年第1期《三角洲·文学专刊》。“转身”之前的岁月可查看：永和六年（一——五））

 

我自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能捧上“铁饭碗”。16岁那年考上师范，标志着这一生即使与“金饭碗”无缘，但旱涝保收的日子是不愁的了。以后数年，在报刊上读到“华丽转身”这样的字眼，便认为那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过是一个看客。现在明白，“嗟吾此生类转蓬”是宿命，与我无关的只是“华丽”，而“转身”与“被迫转身”，却像一只只野兽早已蹲伏在我人生的某几个路口。

 

 

创办《启东制药报》

 

话说1991年11月下旬，我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厅接受了徐无为厂长交给我创办《启东制药报》的任务。回家后，开始几天我没把此事当回事，大约10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忽然想起此事，想万一徐厂长问起怎么办？于是赶到厂里，花了半天时间，草写了一份3000多字的办报设想，包括报名、开本、版面分配、栏目设置、稿件来源、印刷发行以及通讯员队伍建设等。原以为设想交上去后会石沉大海，这样自己又可以偷懒一段时间了。谁知还没过一个小时，任晋生科长就给我送来一张徐无为厂长的亲笔便条：

 

“设想很好，我们几个都看了。马上着手办。春节期间出第一期。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领导们既然有如此魄力和效率，我当然也干劲倍增。以前写写弄弄，与报人多有接触，但真的自己动手办报还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我从《南通日报》社弄来几张对开报版样纸，向陈晓晖（《启东报》编辑）请教画版规则与技巧，向丁鸿章（《南通日报》编辑）请教新闻的写法。其间还去了趟上海，请著名书法家赵冷月题写了报头。我觉得赵老的北碑体行楷书格调高，气魄大，可以增加厂报的文化含量。

 

办报通知发出之后，约写的稿件陆陆续续汇聚拢来，全厂上下对此事似乎都有浓厚兴趣，有几个一线工人也送来了稿件。徐厂长和任科长亲自参与审稿、改稿、撰稿。春节要到了，徐厂长特意找到我，叮嘱说：“你把所有稿子再细细看一遍，备齐，大年初四上午我们几个到厂里碰头，再一起看一下。然后请印刷厂排版印刷。”

 

大多数人认为，在当今社会，情商甚至比智商还要重要。家人、朋友经常批评我情商太低，我总是不承认，还说什么我不是不懂，是不愿为，不屑为，宁愿不要。但在对待徐厂长叮嘱的“年初四集中”这件事上，我的确表现出了十足的低情商。我认为厂长是说着玩的，谁大年初四还上班呀？

 

大年初四上午八点半，我正在乡下享受天伦之乐，厂里安排配合我工作的黄异打来了电话：

 

“徐厂长、任科长都到了一会了，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来？”

 

简直是五雷轰顶！我撂下电话跳上自行车一路飞奔到厂里。

 

 

正月初七，我带着原稿和版样来到南通，找到了丁鸿章老师推荐的那家印刷厂，厂长和具体负责的美女科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查看了南通市新闻出版处开具的准印证，没说什么，立即发排。我住在紧靠印刷厂的有斐饭店，随时关注进度，做好校对工作。正月初九，印刷厂厂长跟我说：他与出版处的负责人沟通了几次，仍旧不允许你们出对开报，但可以额外照顾，允许你们出成四开八版。

 

我立即向徐厂长汇报了这一突发情况，徐厂长说：“要坚持出对开报。对开报气魄大。正因为人家都是四开的，我们才要对开。视觉冲击力大，广告效果就好。”

 

正月初十，对开报清样，可以付印了。印刷厂厂长说还是不能印，出版处已经盯上了。我见“交涉”已经无望，只会让一下子变得十分珍贵的时间白白流走。遂放弃了在该厂印刷的念头。好说歹说，最后用半抢半夺的方式，从办公室夺回了已经撕成两半的清样，又迅速到制版车间，在师傅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索回了照片和题花、报头等原件。退房，包车，火速赶回启东。“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继续在南通寻找别的印刷厂合作，瞬间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启东。人总喜欢在容易得到温暖的地方寻找安慰，这是在紧急关头人表现出的本能吗？是以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血地总会给自己予某种庇护？还是准备把那一叠原稿、清样扔还给厂长？我不知道，我没有多想。

 

1992年2月13日中午，农历正月初十。世人都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中，我却经受着从未体验过的煎熬。

 

按计划，报纸要在正月十五前送到北京亚运村，放进来宾们的材料袋，不然就失去了一个宣传企业形象的好机会。回到启东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顾不上吃饭，直接去解放印刷厂碰运气。当时在整个启东，只有解放印刷厂有电脑照排，该厂承印《启东报》，《启东报》当时是四开四版小报。

 

解放印刷厂的大门关着，连门卫上也没有人。我向任晋生科长通报了情况，任科长希望我不要放弃，再想想办法。他说：“需要厂里配合的，尽管开口。”稍停了一下，他又强调：“如果解放印刷厂这次能帮我们，给他们厂造成的所有损失，制药厂都包赔。将来制药厂有他们能做的印刷业务，全交给他们做。”

 

下午三点多时，我抱着一丝残存的希望再次来到解放印刷厂门口，见厂门依然紧闭，顿时感到浑身上下一丁点力气都没有了。万般无奈，正准备打道回府，谁料上天助我，碰到了时任《启东报》校对陆一冬。她当时正跟印刷厂照排车间主任陈建伟谈恋爱。她问我为何在此转悠？我把事情本末简单地讲了一下，她爽快地说：“我来帮你搞定。你只要准备几个人的夜饭就可以了。”

当晚，她和陈建伟召集了几个电脑操作工一起干，从文字录入开始。我则和黄异跟进校对，彻夜不休。第二天中午，黄异累倒了，我则作最后的坚持。

 

正月十一晚，第一期《启东制药报》正式清样。陈建伟的哥哥陈建东，时任印刷车间主任，叫来几个工人连夜加班。找不到纸张仓库的保管员，他们就撬开了锁擅自拿了纸。这些“胆大妄为”的事，厂领导都是在事后才知道的。当晚我不放心，怕再出意外，守在机器旁，看他们印好了黑版再套红。凌晨一点时，我终于拿到了第一批对开大报《启东制药报》。望着套红的报头，闻着油墨的香味，真有死而复生般的感觉。厂报一共印了6000份，因为叫不到车，决定先拿走2000份。这2000份报纸，在我眼里比20000元钱还重要，只有搬到了自己厂里我才放心。

 

寒风凛冽，冷月高悬，马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枝在地上画着斑斑驳驳的图案，冰冷的双脚踩在冰硬的水泥路上步步生疼，单调的脚步声在这清冷的夜里分外清晰，像极了欢庆的鼓声响起前几声单调的敲击。我和妻用自行车驮着2000份对开大报往厂里走，走到幸福街时，报纸从车上滑了下来，撒了一地。吓得躲在墙角的一只黑猫直窜出来。我留下妻在原地看守，自己用自行车先运一部分报纸到厂里，回过来再搬第二批。

 

 

解放印刷厂当时的效益并不好，工人们对未来普遍没有信心，我想这是他们二话不说，不怕处罚，肯干敢干的主要原因。而启东制药厂则相反，处于井喷式上升期，厂领导不但想干还敢干，做事时豪情满怀，有一种诗人一般的激情。

 

正月十二一早起来，我突然发现眼前一片模糊，眼睛酸涩发疼，风一吹，直掉泪。医生说这是用眼过度的缘故。

 

正月十四，我和黄异“护送”厂报到了首都机场，厂里派出的人早已等在那里了。在亚运村五洲大酒店，徐厂长手捧厂报，良久才放下，轻轻地说了一句：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后来，厂报遵新闻出版处之命改回了四开八版，报名改用中央首长杨成武的题字。再后来，厂报升格为省内刊，正式定为月报，曾得过全国企业报评比金奖（全国共十家）。厂里专门设了厂报编辑部，采编人员最多时为5人，办公室几经搬迁，最后落脚在糖酐车间一个硕大的酒精锅炉房上面。曾有安检人员来到我们办公室，见我们嘻笑无正样，厉声呵斥道：

 

“还笑！还抽烟！弄不好烟头一丢，你们几个全部上西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