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散文：第一次转身（四）

（本文刊于2024年第1期《三角洲·文学专刊》。“转身”之前的岁月可查看：永和六年（一——五））

 

我自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能捧上“铁饭碗”。16岁那年考上师范，标志着这一生即使与“金饭碗”无缘，但旱涝保收的日子是不愁的了。以后数年，在报刊上读到“华丽转身”这样的字眼，便认为那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过是一个看客。现在明白，“嗟吾此生类转蓬”是宿命，与我无关的只是“华丽”，而“转身”与“被迫转身”，却像一只只野兽早已蹲伏在我人生的某几个路口。

 

 

分 房

 

说到分房，首先想到的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次想到的是赵本山某戏剧小品中的一句台词：“把厕所盖在家里面。”

 

记得刚进启东制药厂那年，在人秘科看到一份1990年的总结材料，那时药厂的年产值是3600万元。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多加了一个零吧。这个数目，对于一个乡下教师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后面又读到，计划1991年实现产值7200万元，方相信这是真的。后来的几年，改革开放政策落到了实处，深入人心，结出硕果，启东制药趁此东风，更名为启东盖天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速度就像孙悟空翻斤斗，一下子就窜上了云宵。随着“添钙添力盖天力”这一句广告语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各级电视台高频次播出，盖天力制药迅速成为一家驰名全国的药企。

 

厂里有了钱，开始征地盖“豪华”宿舍楼，了却员工们“把厕所盖在房间里”的美好愿望。第一批36套，先分给厂里中层正职以上干部，我也算中层正职，可是分房榜上没我的名字。有人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我自忖进厂不久，也无多大贡献，享此福利嫌早，所以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很快又有了第二批分房方案，据说中层副职也都有了。有热心人开始鼓动我去向厂长书记要，我依旧不为所动。紧接着又出台了第三批分房计划，全厂一下子吵翻了天。住在我宿舍东隔壁的陈兄，特警出身，普通工人，分房自然没他的份。第三批分房名单公布的那天中午，他来到我家，问我弄到房子没有？我说不知道此事。他于是报告“新闻”说：门卫某某，扬言若不分房给他，将如何如何，于是也分到了。他自己已到厂长办公室闹过了，并在办公楼走廊里扬言：如果这一次他分不到房，他就把某某厂长从楼上扔下去。最后，他劝我向徐厂长要，说：“你不吵，人家是不会给你的。”

 

我很怕做此等事，但经受不了妻子期待的眼神，硬着头皮当场打电话给徐厂长，电话那头说：“这次没你，以后会考虑的。”我回了声“知道了”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去书记办公室送材料，朱书记主动跟我提起分房的事。他说：“你的房子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主要是你的人事关系还在文教上，我们是国企，不好办。以后会以军转干部的待遇为你买一套商品房。”我当时很想跟朱书记说，徐厂长曾劝我：“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乎人事关系？”那天朱书记又问我为什么不入党？我说我入党不也要到文教上去入吗？朱书记说你搞错了，组织关系是随人走的。

 

又隔了几天，厂长夫人朱老师对我说现在分房自己要拿一两万块钱出来的，你拿得出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拿不出。朱老师说：“所以嘛！”朱老师一向直爽，与我也很熟，但我当时听到“所以嘛”三个字时，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

 

几个月过去了，陈兄报告说他肯定能分到房了，而我的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我没有找任何人再聊分房的事。《国际歌》中有几句歌词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与妻商量之后，作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很傻的决定：让出药厂分给我的宿舍，自己掏钱出去租房住。我的举动在别人看来至少表明：主动放弃了在厂里分房的权利，同时对厂领导表示失望。关于第一点，我那时已经看得很清楚：在厂里，我始终是个“局外人”、“客人”，因为我的人事关系不在厂里，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借调”。借调是暂时的，谈何权利？关于第二点，我确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因为若要真解决我的房子问题，在当时，只是厂长书记们一句话的事。在一向以施舍者自居的人眼里，如果施舍对象主动表示出不愿意接受施舍的意思，哪怕只是一丁点，无疑也是一种冒犯，尽管施舍者还没有决定施舍与否。我不接受施舍，意味着我自己把自己的人格、尊严放在与他们平等的位置。

 

任科长在晋升为任副厂长后不久，带了一帮骨干去南京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徐厂长为此满嘴起了水泡，闷闷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他邀我去他家吃便饭，说是家宴，只请了文化局钱局长作陪。

 

我第一次见到茅台酒长什么样子就是在那天晚上。席间徐厂长说了很多嘉勉我的话，我也表示一定好好干。钱局长手扶酒杯，一眼不眨地听完了我的表白，用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语气对我说：

“杨谔啊，制药厂这个地方不是你可以多呆的。你要记住：你的前途在文化上！少则三年，最多五年，你一定要离开药厂。”

 

徐厂长很吃惊也很生气，拉下了脸对正笑嘻嘻的钱局长说：

 

“你是我的老朋友，我今天请你来是劝他安心，你却劝他离开。”

 

钱局长于是说出了一番很诚恳的话来，徐厂长也没再多说什么。算命先生曾说我这一辈子每到关键时刻都会有贵人相助，或点拨我，或帮我度过难关。钱局长的话，当时对我无多大触动，却被我记在心里，为后面下定决心离开药厂作了铺垫。

 

我把家搬到县城里当时最好的一个小区——南苑新村，刚过半年，租约远未到期，可恶的房东偷偷地把房子卖给了别人，限我三天内自己搬走。那时走投无路的宭迫相后来被我写进了散文《租房》，该文得了省副刊好作品二等奖。

 

在南苑新村出租房里

 

人生不能怕苦，也不要怕遇到困难。换一个角度看，苦与困难是人生的“福泽”。“吃亏是福”绝不是骗人的鬼话，而是大德的箴言。人的意志、勇气、能力、智慧、从容、境界，都是被一个又一个困难，一次又一次挫折逼出来的。“不经一番寒霜苦，哪来梅花扑鼻香？”

 

不久，我与南通一家高校合作，创办了一份书法教学刊物，并签下了承包合同。我自写、自采、自编、自发行，挣下了第一桶金。接着，又由于女儿想在县城上小小班因年龄太小受阻，促使我下定决心干脆离开药厂，时机成熟时干脆离开启东。

 

 

 

为了方便运送报纸，94年底把摩托车换成了夏利车

 

我在南通市区买了一套拆迁安置房，简单装修后妻子与女儿先住了进去。女儿在一家幼儿园上小小班，妻子开了一家小公司谋生。

 

随后两年，启东制药厂在经营管理上“警报”四起。其兴也速，其衰也速，真可哀也！一日想起钱局长的叮嘱，算算自己在启东制药正好满了五年，于是悄然离开。“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因为在心里和外部条件的构建上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我的人生将不得不再次面临转身时，我表现得镇静而又从容。

 

我不可能再返回文教，五年前出来时就没打算再回过去；我还不能响应自己内心隐隐的呼喊，全身心回到我喜爱的文学艺术上去，因为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本作后盾，更无法做到让妻子、女儿衣食无忧。我只能“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开始辛苦经营一家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