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楷隶印概说（1993）

（本文原载1993年1月6日、13日、20日《书法导报》）

古代楷隶印概说

楷隶印的产生几乎是与这两种书体的产生同时的。据马国权先生《汉印概说》（载西泠印社出版的《印学论丛》）讲：一九七五年，在江陵凤凰山第七号墓所出“泠贤”两印，一为篆书，一作隶书，从这墓随葬器物的形制来推定，应属秦昭襄王时期（公元前306－公元前247）。也就是说，用隶书作印，在秦代前业已出现，可惜马先生的文中未列“泠贤”两印的图例（本人曾在《书法报》撰文认为隶书印最早出现年代当在汉代，今据马先生之说，我之判断当有失误）。

楷隶书刚一产生，即被运用到了印章制作中去，虽然这种运用是不广泛的，而且大都是制作作为明器用的印章时才用，刻凿草率随意，没有一般汉印的那种端庄与厚穆，这与汉代的葬俗有关。在汉代，常常把死者的居所布置得跟死者生时一样，以显示死者后代之孝顺。死者生前为官，死后当然不可无印，而生前之官印必须上缴，只能刻一明器充当，而由于凿这作明器用的印的人又不大可能是专门的工匠，因此就较多地把当时民间常用书体或者说是刻凿者的书写习惯带进印中，因此这类印中常常出现一些似篆非篆、似楷非楷、似隶非隶或者是极支离、极不规范的字。死者毕竟是死者，活人对待他是不可能多多地考虑什么“庄重”、“典雅”的，因此“以古为高”的思想也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如图1－3。

又据马国权《汉印概说》讲，长沙西汉墓葬虽先后出土了二十几方官印，“长沙丞相”“车大 侯之印”两方为龟钮铜印，其余如“长沙司马”“长沙坎庙”“罗长之印”“广信令印”“泠道尉印”等，为鼻钮石印或圬钮石印，文字与制作皆极草率，与汉铸官印的严整庄重，大异其趣。其中有一方印“御府长印”（如图4），为了赶着时间下葬，甚至只作墨书，未加雕刻。我们看此印，书写甚为清丽、印文字体“御”“府”两字稍带篆意，明显地属于隶书。“长”“印”两字，篆书结体，但又带有较多的隶意，想象其雕刻之后，风格也将大异其趣，看来在古代印章中也存在着“书手与刻手”的问题。

下面分时代作一下简单的叙说。

一、秦汉魏晋楷隶印

秦汉魏晋时，楷隶印已出现，且传世的数量也不算少。那时的楷隶印，大多是作明器用的，因此总体上来说，刻画草率，章法、字法、凿法均不讲究，用今天的篆刻艺术标准来衡量，有的嫌粗疏俗陋，艺术性不高，有的则大疏大密、错落有致，很值得玩味，如图5、图6等。

二、唐宋楷隶印

唐宋楷隶印，传世较多，而且楷隶意味也体现得较为充分，印面较大，印形有长方形，也有正方形。

这一时期的楷书印，字体较为端庄，运笔也较为稳重、蕴藉，有时稍带行楷之意，字与字之间，留空较多而又能相互呼应，显得很为空灵。如“元从都押衙记”（图7）一印，印边轻重错落富有节奏，不见丝毫火气，颇有韵味；“州南渡税场记”（图8）印结体奇拙多姿，疏中见密，正中现侧、平中见奇。

上海书店出版的《玺印集林》一书中，收有几方楷隶印，虽然未标明时代，但从印式及印风上大体可推断这几印也处于唐宋时。“命万岁通贤长”（图9）跟另一方同一时期的“都检点兼牢城朱记”（图10）极相类似，宽博厚重，介乎隶、楷之间，酷似《好大王碑》《泰山金刚经》石刻韵味，线条浑融之中见骨力，边框也自然生动，字法、章法协调一律，妙不可言。

这一时期的传世隶书印，隶书体势最足、最明显的当数“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一印（图11），大撇大捺，波折鲜明，文字作纵向排列，结合紧密，然仍显得游刃有余，且富有气魄。

是什么原因使得唐宋时的楷隶印明显增多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唐宋时楷隶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楷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民间，人们日常使用的都是楷隶书，能书篆、识篆的人越来越少，再由于唐宋时手工业、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世俗阶层的人们使用印章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他们对印章的要求是易识、美观、方便，而楷隶印恰好能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就获得了大发展的契机。

三、元代楷隶印

元代隶书印不多见，而楷书印大兴，具体表现为元押的大量出现。据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说：“（后）周广顺二年，平章李觳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又云：“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其中透露了元代使用花押印的最初原因。我们现在见到的花押，多带汉姓，多属铜印，那一定是后来发展的情况了。这种花押印，传世相当多，过去旧货摊上时常见到。清代文人学者遇见和自己同姓氏的元押，不问下面花押所押何字，就买取自用。彼此仿效，成为一时风气。

元押的印形一般为长方形，面积也较唐宋楷隶印大大缩小了。入印的书体也较唐宋有了较大的改变，一般碑书意味较浓。结体上，对转折较为强调，线条也较为粗重，表面上似乎显得较为做作，但这种民间工匠、俚俗式的做作，在如今看来倒更显出了淳朴、憨厚与可爱，洋溢出一种山野式的清新的气息来。如图12至图15诸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元押中的“花押”，往往也被改造，“花押”的形式被“楷化”，使之与上面的文字气息相融、体势相安（图16－18），这给我们现代的印章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元代的楷隶印作者并不全是“俚俗之人”，文人于此也有所涉足，如王冕的“会稽佳山水”的（图19）体近缪篆，然隶味很足，是一方成功的隶书印。

四、明清楷隶印

明清文人印勃兴，许多文人，纷纷拿起了刻刀，向篆刻艺术倾注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尝试以楷隶书入印者，当然也不在少数，如明代朱简、清代赵穆等，然其均未能完全越出篆刻的樊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入印文字进行了“篆书化”。

善于印外求印的赵之谦，他的印谱中收有两方隶书印，一方是《钱式》（图20），一方是《子重》（图21），两印均隶味极浓，而且又古雅秀美，堪为范式。

黄牧甫于此尝试更多，他的《在黟减半》印，完完全全的北碑真书风味。他所刻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印谱》中的几方隶书印，也很值得人留恋；如《是无等等咒》（图22），在端庄的隶书中带出一点点行书笔意，更增添了一种流畅自如、无挂无碍的感觉；他的多字印《光绪十一年国子学录蔡赓年校修太学石壁十三经》（图23），完全以汉简字体入印，全印巧妙穿插，虽茂密错落、花团锦簇，然丝毫不乱，实为一方奇印，从中也可得窥黄牧甫游刃有余的大家手腕。

声名显赫的吴昌硕的楷书印，仿元押的居多，如《缶记》（图24）、《岘》（图25）等，古朴醇厚，别有风味。后世仿元押者众多，然能如此化俗为雅，不失之于野、火者实在少见。

总观明清时期的文人楷隶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历朝历代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几位大师级人物的积极参与，更为楷隶印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果说，篆书印好比庙堂文学的话，那么楷隶印则如民间文学。明清时代，印章艺术的发展已以文人为主，而久届庙堂的文人印家，他们还是很想到乡间小住几天的，因为这里有许多似大俗实大雅的东西，令他们激动、兴奋，这也许就是他们之所以较多地涉足楷隶印的根由吧。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清代的楷书官印。在清代，楷书官印也不少见，有的官印，字法取北魏，刻字还算灵活，然而厚厚的边框却给人以烦闷的感觉，纯粹是实用之物，无甚艺术性可言。

清代民间陶瓷作坊也有印记，但力感不足，也不见章法。清代的肖形印中也往往刻有楷隶书文字，但这些文字，虽是表明吉祥的意义，是印的一个部分，这类印也不应看作是文字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