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编文集《后记》（2004）

（自编文集《笔意·刀情——杨谔书法篆刻文选》后记）

有朋友说我懒——很懒，不用仔细想，我就承认我懒，因为我懒得思考朋友说得对还是不对。这样说来，我也真懒得可以了。

可是，且慢！

《中庸》第三十三章有语云：“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论语·子张》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之为“懒”，其“懒”者，正是我懒而为之之“不为”者也。我亦日三省吾身，唯不省“小德”，乃无因“懒”而疚，我深知我，我乃大勤奋之人也。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的我国第一届上师范的小龄生。师范毕业后即开始自学写作，当时喜欢文学，后来又迷上书法篆刻，旁及绘画，再后来主要精力放在书法篆刻的理论研究上。当时自己动笔很勤，杂七杂八，无有取舍侧重。到目前为止，我到底写了多少，我不知道，想来总有七、八十万字之数。现在已经发表出版的，大概也得有五、六十万字左右吧。

撇开文学方面的不谈，仅书法篆刻以及与之有关的文章到底写了多少，发了多少，我也是一笔糊涂账。前几日为编这本小书，动手清理原先存留的书、报、刊，很多已经找不全了。比如说1992年8月左右，我在《书法导报》连载四期的《当代肖形印布局艺术探》，现只找到一期，《当代肖形印布局艺术探续》好象也分了四期载完的，如今也是一期也找不到了。1993年、1994年间《说临印》一文，在《青少年书法》杂志连载了十一期，如今也只找得四期。再有《青少年书法报》，我也发过为数不算少的文章，甚至为我出过专版，如今手中一份也无。曾有过到报社、杂志社查找的念头，但想想一来太麻烦（不是麻烦自己就是麻烦朋友）；二来万一找到的文章如今看来价值不大，岂不更亏？因此也就仅仅停留在想的阶段。大约是1994年，南通教育学院办了一份《书法教学报》，由我主编。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旬报，出了四、五十期。为编辑需要，我也即兴写过不少东西，可惜自己未注意保存。前几时听一朋友言，他还保存有完整的一套，欣喜之余，遂生夺爱的念头。但随即又作罢，想想由他保存，可靠性远胜于我，我又何必呢？且让他为我保管着。这大概又是一“懒”字在作怪了。

从这本集子中可以看出，我的文章大部分写于1990年至1995年之间。其中对楷隶印、肖形印的研究，用力最多，当时在一些刊物还引发过几次讨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0年以后又陆续有一些文章出来，但研究趣向已大有改变，以书法创作研究为主。现在我的文章大多是为改变书坛现状而作的呐喊式的剖析，有我的生命体验揉入其中。在整理中我发现这十多年来，我的艺术主张大基调竟然一直没变。中间四年，即空缺的1996年至1999年，我下海经商，因此原本在书坛还算活跃领先的我，等重操“旧业”时已远远地落在同道们之后了。这空缺的四年，我在经济和人生观上也均有一定收获，因此确切地讲，这四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是休整的四年。

编选这本集子，我有几个原则：一是文章在当时无创见、无新意的不收；二是教学类的不收；三是技法类的少收；四是人家写的与我争鸣的文章不收（为免麻烦，还是懒）；五是应人之邀写的介绍、评价、序言一律不收；六是发表了但找不全的不收；七是已经结集出版的不收。

在学术研究上，我非科班出身，当然也没有耀人眼目的头衔。我追求“独立之意识，科学之理性，人文之激情”。我追求“实在、“实用”，反对“玄虚”。我的东西，“正经出身”的可能看不上眼，但我不在乎，因为我非以此为生，也非以此谋求头衔、褒扬、职称、待遇。创作、研究、写作之于我，是一种快乐。我蔑视“规矩”，因为有时“规矩”是危害人思考的毒瘤。学术研究本身就是理性思维，如果给理性再捆绑上绳索，那么就无锐气可谈，无创见可谈，唯有僵死一途了。

我很喜欢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名人传》里记述的特雷蒙男爵的一段话，抄在下面，以作此《后记》的结尾。

1809年特雷蒙男爵曾言：“贝多芬的钢琴技术并不准确，指法往往错误，音的性质也被忽视。但谁会想到他是一个演奏家呢？人家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里，至于表现思想的他的手法，没有人加以注意。”

2004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