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上的猪（一）

（本文刊于2025年第1期《三角洲》文学专刊）

办厂之初

离开旱涝保收的教育岗位，离开可以作为靠山的国有企业，没有资金积累与企业经营经验的我竟然办厂了，许多熟悉我的人知道后都不禁摇头。十多年后企业小具规模，还有两位同志表示不理解。一次与师范同学聚会，班长当着大家的面高声说：“杨徐辉这样的人竟然去做生意，还赚了点钱，简直是个笑话！”我现在认为班长的话对错各半，错的那一半就是她对“做生意”的理解失之偏颇。也许她认为生意人都必须有始终保持笑脸迎人的能耐，而我的经验则告诉我：理想的生意状态恰恰是真诚不贪、合作共赢、务实望远、实事求是。忘年交冯新民老师曾说：“杨谔，你要是再晚几年进入南通，任你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生意上立住脚。”我懂冯老师的话，意思是你在做生意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本事，无非是赶上了好风口，就是猪也能飞起来哟。

早在1995年下半年，那时我还没有离开启东制药厂，原在永和文教任职时的同事顾永辉和江向荣来药厂找我。顾说他已调到市委党校，上面安排他去永和乡扶贫，如果我能出面到永和乡办一个厂，上缴的税收就可算作他扶贫的成绩。当年一边上着公家的班，一边私下里办企业的现象很普遍，常见得就像在启东这座小城的某个酒馆里碰到熟人一样。我那天婉拒了他们的提议。几天后他俩又来劝说，我心动了。自从经历了制药厂的“分房风波”后，我明白安逸是人生最大的敌人，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你无法掌握方向和发展节奏的群体。我这个户口还在文教上的职工，对于制药厂来说只是个外来的临时工，不是他们自家人。我虽然在表面上依旧那么认真、负责地工作，但心已不再是最初来厂入职时的那颗心了。那天顾永辉与江向荣临走时，我们仨已经有了几个初步的约定：

一、办一个印刷厂。我之所以选择办印刷厂，是因为自己负责编辑《启东制药报》与《书法教与学》多年，与印刷厂多有接触，对印刷流程以及各道工序的原理有所了解。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一直与文字打交道，印刷厂不就是“印字”的吗？不离开文字，就还可以勉强看作干的是自己的老本行。企业名字就叫立杨印务公司，那年我正好虚龄三十，“立杨”有三十而立的意思。记得当时想到“立杨”二字时，自己的眼前还出现了1949年毛泽东主席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画面。

二、营业执照由他俩负责申办，场地也委托他俩代觅。

三、资金、设备、经营由我负责。

虽然有了口头约定，但我还是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以为只是说说而已，真动手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呢！没想到才过十来天他俩又来了，说营业执照已办好，已租了永和乡中心小学几间房，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我无路可退，只好在他俩的催促下把办厂的事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投资一个简单的印刷厂，五种基本设备是不能少的，即电脑、印刷机、晒版机、切纸机、装订机。因为前年才在南通买房，后又买了一辆夏利轿车，我手头的积蓄几乎为零。去了一趟如皋印刷机械厂，一台单色对开01机要价84000元。排版的电脑，妻子南通的公司里已有了，启东可以暂时不置办；晒版业务可以请人加工，这样晒版机也可暂缓；永和中心小学校内原有一家小印刷厂，老板姓宋，有一台老爷对开切纸机，和宋老板说好暂时借用，裁切下的纸脚出售所得归宋老板所有，因此切纸机也可暂缓购买；装订可以暂时手工装订……

天无绝人之路。原在永和中心小学与我搭班的老大哥张挥已调任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小当副校长，听说我要办印刷厂，就主动对我说：“市教育局给了我一套安居房，刚刚出手，有82000元。你若要，就拿去。”

资金难题解决之后，印刷机很快就运了过来，且迅速调试完毕。可是活儿在哪里？操作工在哪里？

妻子在南通的业务大多是零星小件业务，电脑上忙好几天，上了印刷机一两个小时就完工了。我可以作主的《启东制药报》与《书法教与学》每月也只有几天的印刷量。由于业务极度不正常，所以开始是以“以天计酬”的方式聘请了一位老师傅来掌舵，另又请了几个临时工来帮忙。

生意没做起来，工商局、文化局却开始频繁地找上门来了。工商局说我们违规经营，文化局说我们违规印刷，来人从黑皮包里拿出有关文件给我看。我素无办厂经验，以为有了执照就万事OK，哪知道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这规那规，幸好印刷厂有扶贫企业这顶帽子，他们一时还没拿我们怎么样，整改的事也就被我放在一边。有一次工商、文化两个部门同时来到厂里，说准备对我厂进行处罚，我指着营业执照问他们：“经营项目一栏明确写着‘纸张印刷’，请问我们厂的产品哪一种不是印在纸张上的？”工商局的人听了我的“狡辩”，脸都气歪了，说：“算我们错了好吧！我们现在自纠，先收回你的执照。”

众人拾柴火焰高，因有多方助力，业务慢慢地多了起来，有时候甚至还忙不过来。老师傅因为技术好，经常同时有几家印刷厂“抢”他，也就没办法再顾及我们。我于是想到了启东报印刷厂的那几个小兄弟，他们只要不在上班，白天、晚上都愿意来我们厂帮忙。一般是联系时说好时间地点，我开车去接他们，完工后再由我开车送他们回去，晚上更是如此。那时年轻，虽然常常折腾到后半夜，屈指一算当天的进账，兴奋远胜疲劳。但这样的用工方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便招到了属于自己的印刷工——两个从市人民印刷厂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技术过硬，脑子灵活，为工厂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作为农村的孩子，最快乐的季节是夏天。下河玩水是诸多娱乐活动中最快乐的项目。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蹲在岸上看堂哥表哥们在河里“淹没头顶”。有一次表哥忠辉喊我：“你下来，我抱着你学游水。”在大家七手八脚的帮助下我小心翼翼地下了水，忠辉刚抱住我就把我强按进水里，我拼命挣扎，鼻腔里呛了水，酸酸的难受。惊魂甫定，忠辉就问：“好了没有？”“好了。”话音刚落，他再次把我强按入水。那天，我竟一下子学会了“狗刨式”。现在回顾自己刚开始办厂的那段经历，觉得与自己学习游泳很相似。

就像前面说到的办厂之初我不懂得需要遵守哪些行规条款一样，我对企业里的许多事一无所知。比如我不知道原材料进项发票可以抵扣；也不知道大批量进货只要打一个电话给供应商他们就会客客气气地送货上门，货款还可以慢慢还，根本不需要自己带着现金开车去拉。我还曾同意两辆社会车辆挂在我厂名下，惹得交管部门多次上门催讨这两辆车拖欠的养路费……瑕不掩瑜，在销售上我无疑“出手不凡”，我聘了两位优秀的兼职业务员，他们敬业主动，频频出击，为我厂带来一张又一张订单。差不多只用了一年光景，我们这家乡下扶贫小厂就引起了同行的关注。

或许是动了人家奶酪的缘故，有一天我刚进车间就看到一高一矮两位陌生的汉子凶神恶煞般在机器旁杵着。他们在知道我就是老板后，开始对我进行语言挑衅与威吓，说实话我当时是有些害怕的，我从没有跟黑道上的人打过交道。来人炫耀一般地告诉我他们来自“那个厂”，“叮嘱”我以后走路要小心点，小心有人开卡车把我撞翻。我努力保持镇定，甚至还挤出“轻松”的笑容，直到他们自己悻悻然离开。

事后得知，真正惹恼那个厂老大的是一个冒充我厂销售员的“闲汉”。那“闲汉”到处派发印有我厂名字的名片，到处扬言要干趴那个厂。后来那两个汉子又来过我厂一次，我不在，他们转身就找了乡文教领导的“晦气”，领导在他们的威吓下签了一张大订单，他们说领导曾喝过他们厂的酒，他们厂的酒可不是好喝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