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专著连载：附录二：书缘略忆（《书法问答》，2014版）

2009年6月，《书法问答》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数年内多次重印，被列入江苏省农家书屋采购书目。2011年作者应邀在第七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签售该书。2014年6月推出第2版。京东、淘宝、当当网等有售。

1966年6月，我出生于江苏启东农村，1973年春上的小学。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好像开始学写毛笔字了，那是一门很轻松很开心很有趣的课。那时大家都很穷，许多同学买不起墨汁。一个人买了瓶墨汁，会有多人来“沾光”，几乎所有的人为了省着用，都往墨汁瓶里大量掺水，夏天的写字课，教室里奇臭无比。干结发硬的毛笔、奇臭无比的墨汁以及“毛笔课”这一特殊称呼，是那个年代留给我对书法课的记忆。与其他同学不同的一点是，我能用毛笔摹写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字，写得很像，百写不厌，成了学校节日或活动时展览墙上的“招牌展品”。

尽管贫困充满了儿时的记忆，但毫不妨碍我的初中时代仍是一个“多梦季节”。学到了一点可怜的物理知识就筹划着造脚踩的飞机；学了一点化学，就想研制出新式炸弹；当然还有作家梦，上课时抄写《少年维特的烦恼》《陈毅诗选》《唐诗一百首选注》等。

到了初三，临近中考，不知怎的，不慌不忙，练起了钢笔字，唯一的也是我最爱的范帖就是黄若舟的《怎样快写钢笔字》。前两年偶尔翻到几本那时自订的“手抄本”，发现自己练了这么多年的书法，骨子里竟然还是初中时代的“风格”。

这是我读师范时在《文选和写作》课本上留下的字迹。那时没有开始认真练书法，延续的是初中时期的“书风”。

1981年，我考入海门师范学校，是全国第一批师范专业的小龄生。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高兴劲就甭提了，因为这表明我已告别了农村户口。

进入师范的第二年，全国升学形势急变。有一天，历史老师对我们说：“让你们进师范，真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八十年代一个小小的误会。”因为当年中考，要一百好几十人中才有一人能考入中专或中师。师范的课程，我们都是几乎不用听讲就能应付过去的。师范专业，三字（毛笔字、粉笔字、钢笔字）一话（普通话）是基本功，必过的。于是按规定，天天要练毛笔字，当时写的是柳公权的楷书。每到星期五夜自修要交习字作业时，我便匆匆抄上一周的作业量，有时嫌“米字格”太小，字的“胳膊和腿”便自由自在地伸到了框外。有一次星期一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评讲上周的写字作业。他拿出我的“作业”，用手指着我的字，笑意从他瓶底一般厚的镜片中洋溢而出：“请看‘杨大人’的作业，字字出格，忘乎所以。大师啊！”全班自然是“哄堂大笑”。但现在回忆，我当时好像并不以此为羞。结果是，老师批评归批评，我仍然以“出格”的“抄书”“交债”。

有一天晚自习写完“毛笔作业”，主要是想出去透透气，活动活动，于是便拿着笔去洗。教学大楼楼梯走道洁白的墙面煞是诱人，想起语文老师讲王羲之写“雁门关”的故事，一时兴起，提笔大书“雁门关”三字，写到“关”字时，笔枯了，记得还使劲摁着笔来回蹭了几下。刚盖好的大楼，就有人敢“佛头着粪”，学校当然要调查。班主任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有一天，他突然翻了一下我乱写的毛笔字，见有一个“门”字为繁体字，他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在入学登记上写繁体字的，‘雁门关’三字中的‘门’字也是繁体，证据确凿……”

到师范快毕业时，班上有几个同学的毛笔字很像一回事了，我心下羡慕，也就认真地练了起来。临毕业时，我的写字作业竟被贴进了大食堂大粥缸上方的作业展览栏里。

1984年夏，师范毕业，暑假里待在家里等分配。由于无聊得很，便拿出上师范时所购的纸、帖、墨及画册，写字、画画、作诗。八月中旬，接到通知，被分配至永和乡中心小学工作。

永和乡中心小学，有两个教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一个是陈建新老师，一个是江向辉老师。报到后，我便跟他们学起了书法。

一天，看到一张报上说无锡有一书法艺专，招函授生，要交80元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是41.5元，吃喝买书报开支下来，常常透支。80元于我无疑是一笔巨款，但学书法的诱惑实在太大，我不想放弃。犹豫再三，回去商之于母亲。

母亲竟然毫不犹豫，打开她的那只旧木箱，翻开一层一层叠得很整齐的衣服，最后翻到一个蓝色土布方巾叠成的小包。母亲说：“念书，我是支持的。”

母亲把由一元、两元、五元等票子凑成的八十元钱点了两遍，交给了我，似乎松了一口气，锁上了木箱后，便又下田去了。

八十元，我家的一笔“巨款”哪！

参加无锡书法艺专的函授，我的收益是不小的。别的不说，光几本理论教材的认真阅读和笔记以及论文作业的完成，就让我对书法有了框架性的了解。函授之余，我又开始学写书法类文章，有三篇还在《中国书画报》等刊物上发表。于是，我的“野心”也开始潜滋暗长起来，我不但想在书法上超过陈、江两位同事老师，还想在乡里争个书法第一。

每天中午及晚上，我便常常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读书练字，观察了我很久的教导主任朱静安，有一天当着我及好几位同事的面夸奖了我，预言了我的将来。与此同时，我所教的学生们也自然而然地开始练起了书法。永和中心小学内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书法热”，此现象还引起了校外的关注。

如此两年过去了。有一天，安平小学的姚校长来请我为他们学校写了一块校牌。涂了白漆的长条形木板光滑锃亮，我在上面用大笔蘸黑漆仿于右任的行楷直书校名。写完后，拿着校牌的姚校长咂着嘴，默不作声地走了。

据说该校牌从未被挂起，放在学校厨房里派了别的用场。后来知道，他之所以请我写校牌，是由于我乡的秉章小学曾请我写过一校牌，我用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的字体，县教育局长看到后大为赞赏。原以为我又练了几时会写得更好，哪知用安平小学姚校长的话说：“越写越退步了。”

1987年夏，我调入永和中学任教。此后的一年，由于同宿舍有的喜欢美术、有的喜欢音乐，于是只要不是在上课，我们便躲在宿舍里各忙各的。我那时也学习篆刻，在这个极浓的艺术氛围中，痴迷地度过了整整一年。

1988年夏，我因“不听话”，被调至永和乡最偏远的公兴村小学任教，在那里又开始了寒灯夜雨、苦行僧般的边教边读生活。交通、通信的闭塞正好让我拥有了大量的时间，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的物质生活正好磨炼了我的意志。现在工作生活中每每遇到一些不顺心，与当年比比，实在不值一提。那一年，在我的精神世界中是最为宝贵的一年。也正是这一年，我先是在南通市“文峰杯”书法大赛中获一等奖，然后是《青少年书法报》第一版推出了我的专版。本地的报纸、电视台多有报道，国内的书法专业类刊物上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

原本是一个很优秀的教师，由于太热爱书法了，于是在有的领导的眼里便成了专业思想不巩固、不务正业的“油条教师”。成了“油条教师”后的我，反倒赢得了一种闲云野鹤般的“自由”。1990年8月，在办了必要的手续之后，我负笈北上，到北京大学开眼界去了。

听讲座、阅读、积累资料、做笔记、写作，每天每天，我都争分夺秒。在北京大学的半年里，我感受到了醉人的学术气氛，似乎也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方法，一些著名学者的风采如今仍历历在目，这些对我后来的研究与创作中对“文化”的自觉追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北大进修结束，我带回了三大捆资料。出南京站时，来接站的二姐与我两人拿不动，只好花钱请人扛出去。那年春节，我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可以一读的论文：《禅与书法》。

我尽管已在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许多专业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书法、篆刻作品，但我在书法上的努力还是以理论研究为主，作品以在刊物上发表的形式为主。直到那时—也即1991年，我还没有在全国性的展览比赛中投过一次稿。

1991年4月，想想在教育上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在一些老教师身上，我又仿佛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影子，我感到某种害怕，于是便动了停薪留职去盖天力制药公司发展的念头。到盖天力公司后，顺着原先的惯性，又坚持了三四年书法篆刻的理论研究与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我的兴趣渐渐转移到散文创作上来了。

1994年，我与南通教育学院合作创办了《书法教学》报。1996年4月，我又办起了一个印刷厂。自此以后，在书法篆刻领域我已“马放南山”。我在生意场的“觥筹交错”中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1998年年底才出现转机。

1998年12月中旬，换届后的江苏省书协新一届领导班子来通讲学。那天来了很多人，我好像是最后一个到的，一到就有人帮忙把我写的两张字贴在墙上。当时我写字纯以“意行”，记得有一张写的内容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评点我所在那一块作品的是徐利明老师。徐老师看了我的作品后不假思索地说：

“艺术感觉很好，但不懂笔法。”

我便向他请教笔法。他却念着我的名字说：“杨谔，你不是河南人吗？怎么会在南通？”旁边有人笑着说，他本来就是南通人嘛。我知道徐老师为什么认为我是河南人，因为在1995年之前，我在河南的《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杂志上，至少发了20万字的理论文章。

就是那天，我决定明年春节一过，到南京艺术学院跟徐利明老师进修书法。

1999年3月4日，我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上课第一天，正逢徐利明老师有兴趣示范。他先临了倪元璐的，又临了王铎的，我们七八位同学围着他看。

说实话，我这是第一次看名家写字。他一下笔，我就发觉我原先“实际操作”有问题，也就是他说的不懂笔法。到他写第二张时，我已验证了我刚才的感觉。他写第三、第四张时，我已不需看他用笔，改为对他书写风格以及书写时风度的欣赏了。

后来，我在参加《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中的一首自作诗中写道：“一朝得侍先生右，始知全从八法来。”说的就是当时的感觉，是实情。

到南艺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以前从理论到理论，讲的道理也全是对的，而到实际操作时，由于跳过了中间的几个技术环节，一下子追求理论上的“最高境界”，因此反而进入了误区。所谓笔法，说难，是很复杂的；说简单，就是“永字八法”。

技进乎道，“技”这一步走不好，走不深，悟不透，永远无法进入正道，只能进入“魔道”。现在许多理论家的书作为什么不行，这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在南艺的进修总共才三个月稍多一点，其中一个月由于出车祸只去了几天，其他时间我也是“两天打鱼，五天晒网”。一是由于我还经营着企业，二是由于自己“顽性未改”。

6月中旬，进修结束，我稍稍坚持了几天的“日课”，又进入了原先的生活轨道。主要原因是自己一直希望能加入省书协但一直不成功，弄得我对书法追求的热情与信心已所剩无几。

2000年3月的一天，徐利明老师打来了电话，说言恭达老师找我，并给了我省书协的电话。原来言老师在整理各市上报推荐的新一批省书协会员名单中发现没有我的名字，估计是漏报了。而他看到我写的申请报告上所列的成绩已经够了资格。

因为加入了省书协，我已经“失散了的书法之心”又重新回了过来。

2000年7月，为备战《全国八届中青展》，省书协在常熟办了一个培训班，南通也组织了十来个人去参加培训。

2002年6月15日，《初夏回望—杨谔书法篆刻艺术作品展》在启东市少年宫展出，十多年前，我曾在这里当过两年兼职书法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个个展。后来的几年，又在南通、南京、沛县办过四次个展，书法篆刻之外，又增添了绘画。

由于我跟常熟的张锡庚老师等原本就熟，再加上天性的“自由散漫”，所以培训期间，只是挑几堂课听了几段。大部分时间跟随张老师“东游西荡”长见识。一是因为老师们讲的我基本上原先就已懂得，二是认为如果想以听讲座来代替平时的读书与书法日课，那是很可笑的。听讲座好比挂血浆、注射白蛋白，而平时的读书用功则好比一日三餐。

到了8月，我把自己关了5天，按展览要求炮制了几张作品，然后向张锡庚、孙晓云、徐利明等老师请教后，挑了一张投了出去。后来这张草书便成了幸运的入展作品。

入展中青展后，我一鼓作气，按着这一自以为已得书法“神髓”的模式，又创作了几件作品，在不长的时间里，拿下了“省青年书法精品展”的银奖和“省二届青年展”的最高奖。

此时春风得意、风头正健的我却对以迎合展览大赛的模式化创作的艺术前景产生了怀疑。紧接其后，我作为主要创办者之一的《印说》杂志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在对书坛产生了某种厌倦的同时，又激发出了对任性自运地探索艺术真谛、书写自己心情的艺术生活的强烈渴望。

2003年9月13日晚，在南京，我以宴会中途“扬长而去”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告别了我原本以此为荣的圈子。那天走出饭店，我的心情是很孤凄失落的，有一种强烈的失恋的滋味。

我记得自己抬头看看天，天很高很蓝很纯净，但晚风有些凉。我暗暗地鼓励自己：你是问心无愧的，从此以后，你可以自由地飞翔，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不必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了。我还勉励自己：作为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如果连跨出去的勇气都没有，你还想奢望更大的成功吗！

在参加完2004年的《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后，我决心从此不再参加任何官方组织的展览比赛。自那以后，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的自由，那些围绕展览而生的许多鸡零狗碎、恩恩怨怨，统统与我无关。

我快乐地读我所愿读，说我所愿说，写我所想写，一切以“真善美”为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