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云散月明谁点缀

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62岁。是年四月十七日，东坡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告命。昌化军，即儋州，距朝廷所在地东京汴梁有7285里。

东坡被贬儋州，自有其深广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于东坡个人，则是一次由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复归为一个智慧通透的“邻家老头”的重要契机。值得庆幸的是，东坡顺应了变故，抓住了契机，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质变。一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对书法艺术三重境界的论述：初学但求平正，继之务追险绝，最后复归平正。经此儋州之贬，东坡的人生也终于“复归平正”。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东坡遇赦北还。是年六月二十日夜，东坡与子苏过乘月色至琼州渡海北归。海面风平浪静，天上星月皎洁，东坡叩舷而歌曰：“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诗中有侥幸生还的薄薄快意，也有些许尚存的用世之念。很明显，他已经能像局外人一样冷静地看待自己的人生遭际，不追悔，不抱怨，也不生“赌徒翻本”之念。“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像鉴赏一件艺术品一样鉴赏自己的跌宕人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的东坡途经润州（今镇江）金山寺，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心似已灰之木”，是不再有杂念复燃，无上清凉，是清净的上上智。“身如不系之舟”，是“野渡无人舟自横”式的任运自在，天人合一，似乎有些无奈，实质是化被动为主动，是智慧，也是觉悟。主动放弃，就是主动接受命运安排给自己的“被动”，是以退为进，从而掌握主动权，实现人生境界最后的质变与飞升。

对于东坡而言，心灵境界的跃升也许是以肉体遭受的摧残为代价的。东坡自儋耳归，“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万里南归，黧面如铁。蓬首断髭，丛霜点雪”；“在赣上相会，坐时已自瞌睡”；“东坡归自岭海，鬓发尽脱”；“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以上均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

亲旧故友的疏离也许是心灵境界跃升的助推器，反向力因此转变为正向力。据东坡第三子苏过《斜川集》言：“先君之迁于南也，平昔亲旧，屏迹不敢问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奋不顾身，曰：‘公盛时在朝廷，典方面，则往见之，今厄穷瘴疠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无一人。”这样的窘况，是顺时盛时的东坡无法想象的，至少不会想到此等事会如此明确地发生在自己身上。发达时的“美好记忆”，是挡在他看清世界前面的一重屏障，如今这个屏障已然推倒，他可以零距离真切地感受、打量这个光怪陆离乃至丑陋的人性世界。世情的迷雾既去，他的心灵更臻澄明。

心灵境界的跃升，离不开真与善的牵引推动。从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嘴里说出来的“爱”，总是不够分量不够丰富的。在政敌步步紧逼的时候，儋人热情无私地接纳了他；在他被逐出官舍无处可居时，儋人运甓畚土助其建屋……生性洒脱的东坡“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儋人的爱，于此刻的东坡尤其弥足珍贵。身份、角色、生活方式、场景于刹那间如梦一般发生了逆转，那样的经历好比炼丹，贬黄州是初炼，贬惠州是再炼，而今贬儋州是三炼，三炼丹成。

东坡的人性中最为闪光处，在于他不以怨报怨，也不以怨报人，而是以德报怨，以善报人。北归经虔州时，他常漫游市肆、寺庙，身上挂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施药，并教导服用之法。又见有欲求其字者，即纵笔挥翰，随纸付人。章惇追贬东坡最力，东坡闻章被贬雷州，没有幸灾乐祸，大呼活该、报应，而是“惊叹弥日”。他写信给黄寔（章惇的外甥），说雷州“虽地远，无瘴疠，舍弟（东坡弟苏辙）居之一年，甚安稳”。他要黄寔以此等语宽慰章惇的亲人。

恶者之恶没有底线，善者之善没有边界，悲悯者之悲悯也没有对象与大小之别。

与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不同，东坡在沉疴在身自知不起时曾预作《遗表》，后考虑到朝政日非，《遗表》若上，会于子孙、友人不利，遂改变初衷，不上、不刻《遗表》。个人“忠”与“不忠”的口碑无关紧要，一切以“活人”为重。

生命的小舟驶到了尽头。东坡卒前，惟琳长老在其榻侧，面嘱往生种种，东坡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西方不无”，多么明显的存疑！此时，一旁的钱世雄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却答道：“着力即差。”语绝而逝。“着力即差”四字，是戳破人生一切幻象的大觉悟、大实话，与其论艺之“无意于佳乃佳”异曲同工。

“着力即差”，也许是佛教徒苏东坡早已看破而不说破的人生了悟，也是对自己一向秉持的人生态度的最好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