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初夏（四）（自传体散文 “临时”副主编 2002—2004）

人所创造的一切，全是真实的！所以只要达到某一阶段，人绝不至于再弄错了属于灵魂的一切。

——福楼拜

“临时”副主编

南京印社成立于1987年2月22日，刘海粟为名誉社长，武中奇为社长，陈大羽、王一羽为副任长。2002年1月12日，南京印社召开了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徐利明接任社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经苏州金石名家矫毅先生推荐入社，因此对南京印社并不陌生。

2002年春节前去给徐利明老师拜年，正巧省书协的徐燕也在。徐利明老师说南京印社是个名社，他现在当了社长，得搞出点名堂才行。我喜欢写写弄弄，和报刊打交道颇多，当时在南京与新华日报的记者徐勇合办了一个九月彩印厂，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办杂志的事。我说：

“办一本篆刻类杂志吧。杂志的影响可以做得很大的。”

徐老师听了后当即拍手赞成。徐燕说自己在省书协做组联工作，发行应该也没问题。那天谈得很开心，后由我开车载着一起去咸亨酒店小酌庆祝了一下，席间还谈了筹备、组稿、编辑、征订等事项。说好了三个人一起参与。

《印说》的刊名是徐利明老师起的，借用古人篆刻类书籍的名字。明代周应愿与清代陈炼都著有以《印说》为名的篆刻类书籍。我当时先在一张纸上写了10多个刊名，徐老师都没有采用。创刊号的封面设计也出自徐老师的构想，是我与电脑房的工人一起制作出效果后再由他作调整的。

据创刊号，《印说》最初的栏目有：难忘当年、精品共赏、高斟低唱、名家佳作、观察家、昨夜星辰、印史钩沉、度人金针、印在课堂、风雅颂、踏遍青山、煮酒咀英、印社撷英、石花灼灼等。这个主要是我的主意。我的办刊理念是：要有一流的篆刻本体研究，严谨、阔大且富有创见；打通篆刻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要有文学性、趣味性，生动、浅显、活泼；提倡把小众的篆刻艺术放到历史、社会、人生的背景下去梳理、考察。

早期的《印说》由南京印社、江苏省书协篆刻委员会、江苏省书协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季刊。徐利明任主编，王冰石、苏金海、杨谔为副主编。编委有王兆生、邵磊、宗良纲、孙向群。在编校创刊号时，我提醒徐老师他曾答应徐燕也参与办刊的事，他没有作声。创刊号的组稿、版式、编校、印刷主要由我负责。

创刊号封三《南京印社成立十五周年座谈会暨二届二次社务工作会议剪影》有如下报道：

“2002年2月22日至23日，南京印社15周年社庆座谈会暨第二次社务工作会议，在位于江宁区汤山镇5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疗养院的将军别墅召开。

22日下午，……当晚，社长徐利明召集社刊编辑部成员，听取了社刊副主编杨谔关于社刊改版计划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研究确定了办刊方针和具体的做法。”

2002年6月，省书协理事会议在汤山召开，为了完成徐利明老师把《印说》拿到省书协理事会议上首发的设想，我坚持两天两夜没睡觉，盯着每一道工序，直到杂志成品如期出厂。

我2002年6月23日的日记：

“下午1:30时第一批产品出来，甚好。途经汤山时，徐老师与苏金海老师来迎，杂志得以在省理事会上散发。”

所谓“途经汤山”，实际上是为了保证杂志及时送达，由我驾车直送。

不久召开编辑部会议。会前苏金海老师一脸正色地对×××说：“××，你不能再在网上说人家坏话了。都是自家人，有什么意见就在会上说。”我一头雾水，就问一旁的邵磊，邵兄说：“有人在网上说你坏话呢！”事后又承他告知，有人还叫他和×××专挑创刊号毛病，写反馈意见。我想：挑毛病没什么不好，有利于以后提高编校质量，也有利于我自己的提高。奇怪的是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反馈意见，始终没和我这个最应该知道的“过错制造者”见面。这就让人不得不产生类似于背后“整黑材料”的联想了。

在我着手准备编第二期时，徐利明老师说：“你们三个年轻人轮流责编吧。”他所说的三个年轻人，另两个是指邵磊和孙向群。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决定，因为我手头确实也有不少事必须去忙。“有地大家种”，天经地义！就这样，邵磊负责第二期，孙向群负责第三期。第二轮开始时，徐主编又对我说：“这回先从别人开始吧。”

我知道我这个副主编被边缘化了。

在2003年9月13日编辑部例行会议上，徐主编说：“杨谔你以后主要负责印刷的事吧。”于是那天会上讨论的事，便没有一件与我有关。当时已经印了几期杂态，我分文未收，看来是有人把我当成冤大头还不准我叫一声怨了。会议结束后，我强压着怒火又随他们去了南京大排档，欢乐的他们坐了四十分钟还没有点菜，一众人忙着以“玩笑”的方式阿谀“贵人”。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席。主编说：“你怎么能现在就走呢？等会儿吃完了饭，石（学鸿）老要回去谁送？”

“南京印社不缺钱，你们人又这么多，不好派人打车送石老回去吗？”我冷冷地又急急地回答说。

后来在一篇散文中我写道：“走出南京大排档，我感觉有些冷。但月亮很亮，天很高。”

记得小时候写作文，常用“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来描写烈士，当时我的心里，也有类似的感觉升起。

9月15日，好友顾琴获知此事，她说她那天也在南京大排档，只是不知道我就在附近的包厢。她最后说：“让我们一起去嘲笑那些从未嘲笑过我们的大师们吧!”

自此后我再也没去参加过与《印说》有关的会议，但他们送印的杂志我仍吩咐厂里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之前印刷费的事仍旧一字没提。

2004年2月9日，我打电话给徐利明主编，要求辞去副主编一职。不许。

徐利明老师在接手印社前，说民政局要求印社账上不少于30000元，可前任留给他的账上分文没有。我听说后二话不说，就从厂里划了30000元过去。几天后他找到我说民政局要求我写一张“这笔款是我自愿捐赠的,以后决不收回”的承诺书。盖上公章。我虽明白这是他不信任我，但还是一一照办了。

2005年2月28日深夜，南京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苏金海老师打来电话，吞吐吐地说了一大堆肯定我的话。我打断他，说：“苏老师您有话直说吧，我又不是一个经不起打击的人。”苏老师这才说到正题：“几天前印社召开了社长会议，决定免去你《印说》副主编的职务。另外，杂志以后也不在你那边印刷了。”我说这样的结果我早就料到了，真的无所谓的。他又说他也实在不想打这个电话的。我说此事做得还算不错，给了我一个明确的说法，也算是有始有终了。挂了电话，我竟然想起《印说》创刊号刚出版后的某天，苏金海老师建议应在下一期杂志上注明“杨谔是常务副主编”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