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初夏（五）（自传体散文  “大忙人” 〈2002—2004〉）

“大忙人”

世上忙人很多，有无事忙人，有自讨苦吃的忙人，有盲目的忙人，还有无奈的忙人。新千年开始的那几年，处于生命初夏的我是个“忙得交关粘粘”的人，是一个“盲目”与“自讨苦吃”兼而有之的忙人。

我那时候的生意，呈现出小规模、多品种的格局。我名下的公司、店铺共有六个，郡杨公司墙上有一张联络图，上面有所有员工的联系方式。有一次朋友来访，见了那张图，笑道：“想不到你还是个大忙人呢！你写过《吾爱人生》，也写过《蘸酱人生》，将来要写一本《车上人生》，你看你一天到晚东奔西走的样子，学华威先生啊！”

我名下的那些小微企业，既无设备技术优势，也无地理人才优势，更无品牌创新优势，因为门槛低，所以竞争激烈。但在许多人眼里，我仍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成功热闹固然是开心的事，但如果长期沉浸在打肿了脸充胖子式的热闹里那就是悲剧的开始。事实上那六家中有两家不久就关了门。“打不赢就跑”，没什么丢脸的。这种做法现在叫“及时止损”，我那时候给自己的台阶是“实事求是”。也有政界的朋友劝我抓住时机，做大做强，鼓励我融入资本运作的潮流。我都没有接受。不是怕而是直觉告诉我如此这般的运作不适合我。现在想想，这是我的艺术家思维在作祟。既是缺点，恐怕也是优点。

经营企业的经历给我带来不少好处：首先是“见过钱”了，从此在无意间便会看轻它，看透它。其次是加深了我对社会上各色人等的认识，经营过程中接触到的人的种类之多非一个乡下教师所能理解，何况金钱乃是人性的试金石！第三，经营企业必须实干，甜酸苦辣俱全的经历就是第一手的生活积累，有利于日后的艺术创作以及务实的工作生活习惯的养成。第四，锻炼了意志，激发了潜能。第五，为日后的纯艺术生活打下了物质基础……

当时我的社会活动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种是围绕生意而展开的人际交流。迎来送往，吃吃喝喝，说说段子。我生意上的那批朋友不装高雅，但他们倒是真心尊重文化的。2002年6月，我在启东市少年宫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初夏回望》，就是这批朋友极力促成的。2003年1月14日，我的第二次个展《执着》在南通市个簃艺术馆举行，那批朋友仍旧是坚定的支持者。

第二种情况是围绕协会工作展开的，协会主要指南通市青书协。

第三种是与南京的师友们的交往。

最后一种是与志同道合、因缘际会结识的朋友们的交往，跨越省际，因此平时主要以通信为主，但也有由此派生出的旅行、聚会交流、展览探讨等。“相见亦无事，不来常忆君”，就是这样的状态。

离开教师岗位，后来又离开了启东制药，我成了一个实实在在、标标准准只有自己救自己的小企业主，可命运偏偏又让我与文化再次拉扯上了关系，并为此奔波不息，无有宁日。我乐在其中。是前生的约定还是心灵的召唤？易卜生诗剧《奥拉夫·利列克郎》中有一支曲子：

“孤单的吟游诗人，

没有房屋也没有家乡。

永远得不到休息，

是心在促他游荡。

若是谁，

胸中富有诗歌的宝藏，

他将失去家园，

到处流浪。

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归入我上述的第三种情况。

某日，中国书协一中层领导甲途经南京。此公乃一才子。

甲打电话给教授乙，乙嘱我开车过去一起参与接待。甲刚在宾馆住下，来他房间送礼的人就出现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吧，就来了好几批。有的进来后见乙和我在场，没和甲说几句话，放下东西就走。

著名书家丙带了两个年轻人最后来。甲和丙认识，所以丙稍稍多坐了一会儿，寒喧了几句再离开。

甲这时转头问我：“杨谔，刚才那些人你认识吗？我只认识丙一个。”我说我不认识。甲又转头问乙，乙也说不认识。

晚饭时又有两位省书协领导前来作陪。某市书协主席在邻桌吃饭，我看向他时他也正看向我，我便上前打了个招呼。回到原座后，我瞥见那位主席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走了过来。我是晚辈，赶紧立起身，并向甲介绍了那位主席。

见过大世面的主席竟然有些激动，端着酒杯多说了几句恭维的话。有一位领导不耐烦了，用不低的声音说：

“杨谔你坐下！吃饭。”

主席赶紧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