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风口上的猪（四）

（本文刊于2025年第1期《三角洲》文学专刊）

半学半商

一个人本质上是什么，最终他还会是什么。人的本质应该有先天的成份，不然无法解释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为什么“三观”会如此大相径庭。

早在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我到启东制药厂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我发觉自己已有趋向肤浅的征兆，颇为忧心。有一次遇到启东图书馆老馆长沈庆丰先生，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心事，沈馆长说：“人就是这样，当你的职业改变了，生活环境改变了，你原有的许多观点、方式、爱好等都会不知不觉地改变。关键要靠你自己去把握了……”

沈馆长的话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掌在我背后猛推一把，我打了个趔趄，没有跌倒，而是顺势跳过了一道深宽的壕沟，选择重新走进书斋。

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我来到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报到，成为徐利明教授助教班里的一名学员。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

今天去南艺去报到。南艺校园看起来不大，每个系只占一个小山丘。气氛不错。学生也不像人家说的：学艺术的都怪里怪气，长头发。徐利明老师上午来讲课，坐在学生中间，很随便的样子。讲着讲着，我发觉他停顿思考的次数明显多了，说明他没有备课，最后有点像捱时间的样子。下午徐利明老师给我们示范临帖，不管什么帖，他只需要稍翻一翻，然后用笔在小碟子上掭掭墨，略一沉吟，便挥洒起来，形、神均抓得很准，我看得很认真也很受启发。其中临倪元璐的一张，他临完后兴致上来了，说：“再来一张意临。”十分精彩。下课时他送了四张临作给我，我如获至宝。说来惭愧，学书那么多年，我还第一次看名家挥毫呢！

从这一天开始，我又回到学生时代。也从这一天起，我告别了生意场接连不断的应酬和酒宴。早上是大饼煎鸡蛋，中午是四块钱的快餐，晚上有时在二姐家吃，有时也与朋友出去小酌，但更多时候是一碗面什么的解决问题。我们的教室在二楼，推开北窗，就是古林公园，郁郁苍苍的小山坡，啁啾的鸟鸣，让人很容易作出世之想。没有课的时候，七八位同学便自修，有时也天南海北地胡扯。在同学中我是最不认真的，书籍、毛笔等学习用具常常不是缺这就是少那，每人一个洗笔的小水桶，我是临到学习结束还没买，存放水、墨的瓷碟也是蒋华代买的，直到现在还在案头上使用着。开始几天我不敢把汽车开进校园，后来徐老师说：“不要怕，没事的。”于是我便敢在校园里驾车呼啸而过。没课的时候，跟着南京的朋友去一些我从没去过的地方，比如南唐二陵、阳山碑材等。再就是逛逛美术馆、博物馆，泡泡南京的茶馆，感受南京的人文气息。这期间徐利明老师交给我一项任务：整理书法史上江苏籍书家名单。这就迫使我翻一些工具书，搞清有关古地名等知识，也让我下决心必须把中国的书法史重新过一遍。

当我在徐老师独特的教学方法指导下再次翻阅中国书法史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自己从前的浅薄无知。中国书法原来如此的博大精深！严格地讲，我还没入门。而在这之前，我明明自己只得其一，却到处撰文炫耀，以为自己已有七八，实在可笑。当洗心革面，从零开始。在打开眼界方面，尽量多搜集一些好的资料，多看多读多想。

一天，徐利明老师突然问我：“杨老板，你习惯吗？”

我吃了一惊：“徐老师开我玩笑了，我是什么老板？我现在是学生，而且我确确实实很习惯。”

“好好练，这两年不要动，等以后作品一拿出去，就让人家大吃一惊。” 徐老师又对我说。我嘴上谦虚着，但心里却暗暗为自己鼓劲。

星期天回启东，到公司，蓦然生出一种局外人的感觉，我更多的时间在书房里完成自己的日课。自从进入南艺进修后，我又开始记日记，现摘录几个片段：

1999年3月9日

上午徐老师来评点，指出我功夫不足，艺术感觉、趣味等均很好，必须补上功夫这一课。

中午去新街口买真书字帖，钟繇的《宣示表》未能购到。晚上开始写一书评。

1999年3月11日

下午一个人在宿舍练字，寂寞又一次向我袭来……

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了。中午一个人买一份快餐，停车后步行回宿舍，自己动手洗衣服，认认真真地从正楷开始练。

1999年3月18日

早上6：00开始创作，只有一副对联自己看看还可以，用笔用墨上较以前有了一些进步。

半夜起，下雨了，汽车在马路上飞驰而过，扎扎作响。

1999年4月4日

今天是清明前一天，因为一种传言，上坟的人特多。我也去了祖父祖母的坟上。

晚上至南通，继续抓紧整理江苏籍书法家的有关材料。电话安排了部分生产业务。

1999年4月19日

今晚在南空司令部，徐老师跟我谈了很多……

在一个鱼池旁，我与徐老师都伏在栏杆上，徐老师劝我弄一张本科文凭，考一个研究生。我说，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块搞艺术的材料，如果我经过努力了，仍是一个三流书家，那么这个社会上没有我这样一个角色更好，我还不如当个成功的企业家，工人、税收就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徐老师说：“你只要能坚持下去，不被杂务缠牢，不但能成名家，还能成大家，你能成功的。”

别看徐老师没有名人的架子如“老顽童”，整天笑哈哈的，但严厉起来有时很难让人下台。南艺有一位与徐老师很熟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徐老师有一位学生星期天在教室里搞创作，写了很多作品，挂得满教室都是。第二天上课，徐老师看到了，见那个学生很得意的样子，就说：“这么差的作品还好意思挂出来，给我全撤下去。”事后那学生觉得很没面子，在没人的时候，就在教室的墙壁上写了很多徐老师的名字，弄得后勤处的人只好请人来重新刷墙壁。几年后，那位学生当了教师，在一次全省教师书法比赛中徐老师任评委，他看到那位学生的作品有了进步，水平也不差，就提议评那学生一等奖。

在南艺进修期间，类似的尴尬我也碰到过一次。

徐老师常给我们示范临帖，临完后喜欢挂在四壁上让我们平时多加揣摩。有一次我为了看得仔细，看个尽兴，下课后就当着其他几位同学的面取下三张徐老师的临作带回宿舍。有同学提醒我说徐老师是不允许学生擅自带他的临作出教室的。我说没事的，明天带来挂上不就行了。第二天去上课，我恰恰忘了把那几件临作带上。上课了，徐老师环视了一周后说:“谁拿的？”

大家一声不吭。

稍稍沉默了一下，我说：“我拿的。”

“给我拿回来！记住，以后谁也不许擅自取走教室里的东西。”徐老师拉下了脸。

“我马上去拿。”我紫涨着脸，那次我没有开车到南京，为了尽快取回，我来回“打的”。心里仿佛窝了一团火。

临下课时，徐老师走到我的桌边，说：“这两张送给你。”

“我不要。”我回答得很干脆。但看看那两张字，我还是忍不住“美的诱惑”，伸出了手。徐老师笑了。

五月底，徐老师带我们几个人去江浦参观林散之纪念馆和萧娴纪念馆。踏着窄窄的石阶，呼吸着山野的清香，我们敛容走进翠竹掩映下的纪念馆，有一种朝圣的感觉。那天徐老师为我们分析二老的真迹，讲二老的掌故，还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你们看，林老死后，后人给他搞了一个这么好的园子。”我接口说：“死后搞这么一个园子真正享受的是我等后人而不是林老。林老已没有任何感觉了，要我，求的就是现世的快乐，当然后世能留下清名也好。”徐老师说我太现实，我说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大家方始哈哈大笑。

短短四个月的进修，我虽然常常“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却让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书法的认识，改变了学书的方法和方向，常常生出一种“一朝体得真龙后，方觉以前枉用功”的感觉。

六月份进修结束，结业证书我没拿，因为我拿了也没用。毛笔抓在我的手上虽说不上很熟，但已不像以前那样生疏了。

六月以后，我基本上能坚持天天手不释卷；又数月之后，“读书”在我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再次开始慢慢地缩小。我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开拓启东、南通以外的市场上去了。这一渐变的主因是我所追求的目标好像一直离我很远，让我失望甚至于绝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