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三）

 

草 书 简 史

惊  艳

——秦汉时期的草书艺术

 

秦王朝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封建制历史上新的一页。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主义，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统治地位的巩固，也急切需要统治者加快加强自身的改造和壮大。秦王朝在政令、制度、文字统一等方面的强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大融合。阿房宫，就是这次大融合的结晶；气势宏大的秦兵马俑，就是那个时代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巨大、雄毅、威武，构成了秦代艺术美的主旋律。
 

秦代尽管国祚短促，但在推动书法艺术发展方面却功高莫替。统一文字的措施，使得当时的文字较之春秋战国时期单纯了许多，这无疑十分有利于文字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将军蒙恬对书写工具毛笔的改良，也大大提高了毛笔的表现功能。因此，程邈只花了十年时间就化圆为方、变篆为隶，“秦隶”在进入汉代后又能不费周折顺利地演化出章草。这样的过程，就好比唱戏，秦代是搭好了戏台，备好了琴鼓笛钹等行头道具，只等着汉代的登台亮相。

 

图8   秦诏版文字

 

秦代的“草篆”和“草隶”，都只能说是有草书倾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书。草篆如秦诏版文字（图8）。这些文字痕迹，是通过工匠之手刻凿到权量上的。文字的草书化倾向可能是有以下几个原因合作形成的：一是工匠刻凿（书写）习惯，二是追求刻凿速度，三是权量外形、质地因素。也有发现陶量上由四字为一组一个印模，沿陶量外壁环周戳印而成诏令的，字形相对工整。秦代的草隶又是怎样的呢？《云梦睡虎地秦简》收有一卷《编年记》简策（图9），这卷简策出自秦代一个叫做“喜”的下级官吏之手。喜出生于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他曾参加过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后转入官府任文职小吏。随葬的简策多达一千一百余枚，均为其所抄录。抄录的内容自秦昭襄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止，逐年记录了秦国的军政大事和他本人以及另叫做“恢”、“敢”等人的事迹。基于个人风格逃不出时代风格这一规律，撇去他进入官府前的年代，他书写这些简策的年代大致合于秦王朝鼎盛的年代。从他的这些墨迹以及别的一些出土简册墨迹中，我们大致能够了解到秦代隶书的基本风貌：字形更趋方扁，篆意大为减弱，用笔更为率意坚实与快捷，作为隶书主要特征的大波磔—雁尾不明显，也没有汉代成熟时期隶书的那种沉稳方正，而是显出一种急迫的行书书写意趣，符合秦代隶书以趋简约、用以赴急的特点。

 

图9   《云梦睡虎地秦简》

 

秦始皇的急政暴虐，使得他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也为他自己造就了秦王朝卵倾巢覆的条件。公元前210年，二世皇帝对本已极度困苦的农民进一步加重的剥削和压迫，终于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导致了秦王朝的迅急倾灭。西汉初年，统治者面对因连年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到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社会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史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在政治思想上，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氾论训》）汉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库充裕，文治武功，赫赫一时，与西方的罗马帝国遥相呼应。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风格气势豪放、率意天成、极具生命张力和运动感的“草体汉简”，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出现的。如西汉天汉三年简（前98）（图10），沉着中见洒脱，谨严中现豪纵，用笔结体，自信满满，毫不在乎，属“小写意”式的有行书味的隶书。在此稍后的二三十年时间内，即出现了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草书，如约书于西汉中期的《居延甲渠鄣侯谊简》，古拙厚重，下部的“叩头死罪死罪”数字，纯系章草笔法，且显得十分纯熟；宣帝神爵二年（前60）及甘露三年（前51）间的一些简牍。这些简牍中的字大多是相当纯熟的草书，但还夹杂一些非草书的字。据此，我们不能急切地断定这些非草书的字是还没有草化的写法，有的可能已有了，但这些简牍的作者却不知道或书写时仍依原先习惯，忘了使用草法，也偶有故意夹杂行书正书写法的，“二王”父子就经常如此。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的草书创作中也不鲜见。

 

图10  《天汉三年简》

 

汉代人好像对什么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大突破、大创新和大成就，充分体现了这个开放博大的时代在领有天下之后的外向而非“内省”、进取而非消极的宏大气魄和自豪感。当时著名的草书家有：
 

杜度（生卒年不详），即杜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汉章帝时为齐相。杜度的书风特点是“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卫恒《四体书势》）。
 

崔瑗（78—143）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早孤好学，年四十余，始为郡吏，官至济北相。崔瑗草书师法杜度，后世有“崔杜”之誉。亦长于文辞，擅篆书。他草书的特点是“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卫恒《四体书势》）；“点画之间，莫不调畅”（张怀瓘《书断》）（图11）。

 

图11  崔瑗《贤女帖》

 

张芝（？—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草书学崔瑗、杜度，学书十分用功，韦诞称其为“草圣”。他的片纸只字，在当时就为人所宝惜。据说他为了学书：“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卫恒《四体书势》）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张芝草书“精劲绝伦”，《宣和书谱》说张芝草书甚详：“其笔力飞动，神变无极，几与造化者为友”，“世谓芝草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或以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今草《冠军帖》（图12）和《终年帖》（图13），据传是出于张芝之手，现就两帖字之形、势、气息及用笔特点来看，恐怕是唐人的笔迹，也有人疑其出自王献之之手。但一般认为出自唐代张旭之手的可能似乎更大些。张芝首先是个章草书的顶尖高手，唐代书画家李嗣真的《书后品》列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王羲之的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行书、半草行书为逸品，明其在九等之上。张芝创立今草，必然会从章草中吸取很多养分，在他的今草书迹中，必然会留下较为明显的章草印记。

 

图12    张芝《冠军帖》             图13  张芝《终年帖》

 

黄庭坚《山谷论书》说：“伯英书小纸，意气极类章书，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绝无品。”图14为张芝的章草《秋凉平善帖》，此帖真伪，并无异议。此帖古雅劲健，活泼精致，神采焕发。章草字扁画密而少舒展，腾挪范围较小，宜小纸；今草纵放腾挪幅度大，宜大纸。黄庭坚此说，表明张芝写小幅草书时，章草的成分很多，或者竟可以说他写的是“章草式的今草”。这也正好说明，张芝的今草是以他自己的章草作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草书的书写速度较快，在物我两忘的情况下，书家书迹的来路是不可能被完全摒弃和掩盖的。即使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时候，他们的今草（尤其是王羲之的今草），仍有很为浓郁的章草味，而传为张芝的今草《冠军帖》、《终年帖》却上下连绵、奇崛飞动、了无章草意味，而唐代人几乎均不作章草。因此可大胆推测：《冠军帖》、《终年帖》或许是张旭意临张芝的作品。今草《今欲归帖》（图15）和《二月八日帖》，有些许章草遗痕及章草古雅之意味，或许倒真是张芝之作或他人摹张芝之作。

 

图14  张芝《秋凉平善帖》            图15  张芝《今欲归帖》

 

西晋书法家卫恒，书法宗张芝，他在《四体书势》中说到的汉代草书家除崔、杜、张之外，还有崔寔（崔瑗子）、张文舒（即张昶伯英弟）、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韦仲将、罗叔景、赵元嗣、张超。其中姜、梁、田、韦等均是张伯英的弟子。另见于文献记载的汉代草书家有章草之祖史游、汉章帝刘炟，还有刘穆、黄绮、徐幹和苏班等。图16为史游所书《急就章》，体态成熟，舒展老健。刘炟章草《辰宿帖》（图17）古秀简淡，一笔不苟。张昶的草书特点是：“家风不坠，奕叶清华，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至如筋骨天姿，实所未逮，若华实兼美，可以继之。”徐幹“得伯张书藁，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张超“擅名一时，字势甚峻，亦犹楚共王用刑失节，不合其宜”（张怀瓘《书断》）。可惜的是，我们如今已很难看到上述草书家的妙笔真迹了。

 

图16  史游《急就章》             图17  刘炟《辰宿帖》

 

速度感也是汉代艺术的一大特点，尤其到了东汉，这个特点更加突出。东汉《斧车画像砖》（图18），刻画的是一匹骏马拉着一辆轻便小车在飞速前进，两个步卒跑步紧紧跟随。画面上那种速度感非常夸张，可用风驰电掣来形容。东汉草书亦有此特点。
 

图18   《斧车画像砖》

 

现有确切可考的草书墨迹，真正能代表汉代雄放劲健的浪漫主义风采的，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9）与和帝永元年间（93—95）的《永元兵器册》（图20）。前者时而如挽强弓，欲射天狼；时而如抽利刃，欲斗豪强；时而如众兽惊奔，莫知方向；时而如春到上林，婆娑芬芳。后者苦中作乐，旷达浪漫，笔既纵肆，心也奔放，新姿异态，接杯举觞。

 

图19  《居延误死马驹册》           图20 《永元兵器册》

 

更让人吃惊的是1993年江苏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的高坡岭上出土的章草诗赋《神乌传》。该墓群属西汉中晚期。出土《神乌传》的墓主人是西汉元延三年（前10）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神乌传》写在21枚竹简上，每枚长约23.5厘米，宽约0.9厘米，全篇640余字。书风敦拙、简率，笔画以粗短急促为主，时见率性夸张之笔。最为可贵的是，其字法与行笔十分情绪化，与诗赋中的感情变化十分吻合，是一件情感精神至上的抒情作品。本书在草书创作论部分将有详论，故此处不多加描述。
 

另外，2005年长沙东牌楼古井中出土了一批东汉后期简牍，时间范围在公元168—188年之间，也即东汉灵帝时期。其中有多件草书简牍，内容为公文、书信类文字。字法十分自由熟练，与前期章草最大的不同是笔势开始以下行为主，更利于快速书写（图21），行笔取势，已十分接近于魏晋人的草书笔势特征，从中可以寻见草书过渡的脉络。

 

图21  长沙东牌楼东汉后期简牍

 

汉简书法以劲厉、狂放为主要风貌，这种书风的形成与当时使用的毛笔也有关系。汉代时，毛笔选料精，做工也非常讲究。笔毫多选用兔毫，且用大料做小笔，即用长毫做短锋笔，露在杆外的毫短，而栽入杆内部分很长，便于吸入大量的墨（图22），汉简墨迹有时十多字甚至数十字一气而下，中间少见舔墨痕迹就是这个缘故。《书法丛刊》第11辑《引言》中，有启功对汉代毛笔的描述：“居延出土的汉笔，笔杆是一根相当于普通铅笔而略细一些的木棍，一头渐细。这棍劈成四瓣，细的尖头，用一个木制的小尖帽顶把四瓣尖头套住，另一头四瓣中间挖出嵌毛的空膛，吞住一撮短黄毛，用细丝线缠住笔杆的下端，使那一撮毛紧紧地拢在四瓣杆头之内，牢固不致脱落，并可见到这种笔头是可以更换的。这杆笔头的黄毛，长不过一厘米多，而茁壮紧密，用手指捏起来觉得不空。以上是根据当时精制的模型所得出的印象。我当年请教过老前辈中曾亲见居延原物的先生，他们认为督工制作时要求很严，模型做得和原物极少差别。模型笔头的尖锋已秃，在原物照片上也可看出。拿它来和简上的字迹印证，完全不难看出那些字绝不是楚笔写得出的，而是具有笔根劲的毛刷才能写出的。居延简中也有不少尖锋呈露的秀丽字迹，那必是笔尖未秃时的作品了。”

 

图22   东海尹湾汉墓六号墓出土的双管毛笔

 

东汉后期，纸已较为普及，书法家尤其是草书家更喜欢在缣素和纸上尽情挥洒。东晋时，庾翼写信给王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本书上引黄庭坚《山谷论书》中也有“伯英书小纸”等语，可见张芝已开始用纸作书。在当时，各地造纸的工艺和纸的质量不一，缣素贵于纸，因此崔瑗在《与葛元甫书》中有“贫不及素，但以纸耳”之语。无疑，到了东汉后期，书写载体的变化，为喜欢奔突纵横的草书提供了舒展拳脚之地。
 

总之，博大、雄浑、自由、浪漫、挺拔，朴拙而又不乏夸张，大气而又不乏精致，这就是汉代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汉代的大国气象，这就是一个从皇帝（如明帝、章帝）到普通百姓都为草书而痴迷并且会投入空前热情的汉代。这就是汉代草书艺术的特质—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淮南子·泰族训》）。
 

甫一亮相，“惊艳”全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