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二）

 

草 书 简 史

草 书 的 产 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当时疆域辽阔，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要全面地强化皇权，实行统治，就必须整齐制度。当时的七国文字，虽然结构基本相同，但字体的繁简和偏旁位置等却有差异，为改变这一状况，秦丞相李斯等人，以秦国使用的史籀的大篆为蓝本，经过省改、整理，整理出了一套标准文字推行天下，这就是小篆。后来，曾因得罪了秦始皇而被幽系云阳狱中的程邈，苦思十年，化圆为方，变篆为隶，共整理出了三千字，献给始皇帝，得到了肯定。隶书的出现，改变了小篆点画严谨、严格对称、书写繁难的特点，提高了书写速度，适应了官府刑狱间急速使用文字的需要。由于在当时这种文字还只是被使用于隶佐之间，所以被称为隶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由此可见，隶书出现的最大推动力，是当时官府刑狱间快速高效书写的需要。催生草书的动力，大抵也是如此。

 

关于草书的产生与勃兴，东汉光和年间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中是这样说的：“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赵壹写此文的目的是抨击草书，希望人们仍致力于仓颉、史籀时的古文与大篆的使用习练，反对人们把大量精力投入于“隶草”的研习。“其说”虽不行，其文却流传了下来。他文中提到的“隶草”即是章草，为“后世慕焉”的草书家杜度、崔瑗、张芝、罗晖、赵袭，都是章草高手。赵壹在《非草书》中还描述了东汉末年人们习练草书的痴迷“盛况”，同时他在“无意间”还很好地概括出了草书的两个特点：“急速”与“简易”。

 

推进草书产生的“动力”，后世书家学者，大多取赵壹的“赴急”之说。如梁武帝萧衍（464—549）《草书状》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赵壹和梁武帝均认为草书产生于秦末，用于赴急。庾肩吾（487—551）《书品》说：“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在这里，庾肩吾提出“草势”起于汉时，并指出了草书称法中的“草”字是“草创之义”。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赞同庾肩吾的“草乃草创”之义的说法，他说：“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善也。”张怀瓘这一段话中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草书在使用初期，是“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就是说，只有上级对下级下令发文，才可用书写潦草的文字。二是刘穆善草书，光武帝因此很器重他，明帝时，刘穆病重，在当太子时就十分喜爱刘穆草书的明帝生怕字随人去，就命令刘穆写了草书尺牍十余件呈上，自此开了臣下可以以草书“上奏”的先例。草书究竟起于何时暂且不表，先说下面几个问题。

 

草书可分为章草和今草。章草是“古草”，由隶书发展而来，是“隶书之捷”。史游是章草的始祖，其在汉元帝时（前48—前33）任黄门令。约在公元前40年作《急就章》一篇，曰：“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所谓章草者，正因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于《急就章》，遂名章草耳。”汉章帝时，被后人认定是章草第一高手且于章草有倡导之功的杜度，是史游一百多年后的人了，但后人大多认为他与章草的命名有关。关于章草的得名，唐代的张怀瓘说：“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汉代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心目中的第一书体是隶书。阮元的《北碑南帖论》中说：“唐人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隶书尊贵正统，章草是“隶书之捷”，皇帝喜欢高贵正统的草书，当在情理之中。自明帝起，让臣下以章草上奏之先例已开，臣子为迎合皇帝之喜好，亦喜以此种草书上奏章，时间长了，渐成风气，于是这种多被用来写奏章的草书便被称作章草。

 

今草的始祖是张芝，张芝同时也极精章草。今草是在章草基础上脱落前习的进一步创新，是“章草之捷”。章草字字独立，承隶书横向体势，而今草则上下牵连，拔茅连茹取纵势，犹如水之下流，其速更快。如果把章草连起来快写，把波挑出锋化为或长点或短横，或向下走向的曲笔，末笔笔势由向右上行而改为向左下出锋行气，一气呵成，血脉不断，在自然而然、不知不觉间章草就变成了今草。

这里还必须先说一说“藁书”。北朝书家王愔在《古今文字志目》中列古书三十六种：“古文篆、大篆、象形篆、科斗篆、小篆、刻符篆、摹篆、虫篆、隶书、署书、殳书、缪书、鸟书、尚方大篆、凤书、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蛇书、仙人书、云书、芝英书、金错书、十二时书、悬针书、垂露篆、倒薤书、偃波书、蚊脚书、草书、行书、楷书、藁书、填书、飞白书。”南朝书家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藁”、“草藁”字样出现多次。如“（卫）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又如：“晋丞相王导，善藁、行。”又如：“京兆杜畿，魏尚书仆射；子恕，东郡太守；孙预，荆州刺史。三世善草藁。”再如：“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并善草、行。”这就有点让人犯糊涂了，蒿书与草书到底是什么关系？藁书怎么又是相闻书？相闻书又是怎么回事呢？古人亦有称行押书为相闻书，又根据“鸡犬相闻”一词中相闻的意思，相闻书大概是指信札简牍类随意书写的行草书，字法可依各人习惯，较为自由，略区别于严格规范的草书写法，如图1《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宋代的《宣和书谱·草书叙论》讲了藁书被归为“草书之一家”的原因，认为“草”，就是起草，就是还没有“正式定稿”的意思。《草书叙论》说：“且草之所自，议者纷如，或以为藁草之草，或以为草行之草，或以为赴急之书，或以为草昧之作，然则谓之草，则非正也。孔子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是也。若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藁未成，上官见欲夺之；董仲舒欲言灾异，草藁未成，主父偃窃而奏之。今犹以起草为藁者，其近之也，世遂以草书为一家。”张怀瓘在《书断》中则说得很干脆：“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藁，岂必草行之际谓之草耶？盖取诸浑沌天造草昧之意也。变而为草，法此也。”现在回过来再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中列的三十六种书，其实就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而已。这三十六种书中的很多书体现在已根本看不到或者早已死亡，这些书体名目的由来，是按其字形或笔画外形的图案装饰特点，或是按这些书体的使用范围、载体等来命名的，其本质上只是篆、隶、楷、行、草五个书种的衍生、添缀品而已。因此，藁书即是草书中的一种，它对草书字法的成熟丰富、走向完美起了积极的作用。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的善草藁的书家有王导、王献之等，他们的书迹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依据这些书迹可以推断：藁书是一种用笔结体较之今草更为潦草、狂肆，变化纵横幅度更大，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颇有一些当今所谓狂草的意味，王导《辛酸帖》、王献之《大观太清楼帖》可作例证。

 

图1 《十二月朋友相闻书》

 

从约六千年前出现的简单的表意刻划符号到甲骨文的出现，人类大约用了三千年。从甲骨文的出现到秦统一文字推行标准小篆，人类只用了八百年。在紧接着的三四百年时间里，出现了隶书、行书、草书，并迅速发展成熟。文字的发展，开始主要是出于实用，接着就有审美意识、情感意识甚至政治、文化等意识的加入。在“五体”具备之后，推动它们丰富和发展的，便主要是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通常会产生一个普遍的审美标准，接着，由于没有新意的重复，一个审美标准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便又会被打破，人们会再往里重新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构建出一个新的审美标准。每一个审美标准的确立、打破、更新的轮回，都会强有力地推进书法艺术的丰富繁荣和发展。战国、秦汉之际，正是多种政治力量、文化观念、风俗制度等交替消涨剧烈的时期，文字的演化、书法艺术羽翼的丰满也赶上了那个好时候。

 

图2  马圈湾草书简

 

草书的确立、完备，不可能只因个人之力。通常在个人之前，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较长时期内为这个人后来的“集大成”作了准备。这如同《西游记》、《水浒传》里的许多故事，在吴承恩、施耐庵之前早就已在民间流传一样。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章草笔法已相当纯熟，沉雄险劲，光彩照人。再如同样是东汉早期的《武威医药木牍》，朴拙流畅，虽为章草，却时作纵逸之势，且已具今草之先机。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西北95公里的马圈湾烽燧遗址，发现了大批汉简。时间最早的为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最晚的为王莽地皇三年（22年），其中草书简牍集中在王莽时期，计有一百支左右（不包括大量残简）。如图2即为马圈湾草书简，草法熟练，笔致翩翩。（详见金美兰（韩国）《从西汉马圈湾简牍看早期草书的发展》，载《书谱》总第101期）。更让人吃惊的是早在公元前43年的永光元年简（图3）与公元前24年的阳朔元年简（图4），前者点画狼藉，气势一贯而下，已极具草书节奏之美；后者简约沉着，血肉丰茂，大有王者之风范。上述数简出现的年代，正是史游、杜度等活跃的年代。由此可见，那时对章草的擅长，已不是个别现象。因此，到了东汉光和年间（178年），赵壹写《非草书》时草书大兴，已是势所必然，人们痴狂般地学习草书，《非草书》中记载：“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图3《永光元年简》   图4《阳朔元年简》    图5“曾侯乙”铜鹿角立鹤

 

小篆、隶书，都属于正书的范畴，介于正、草之间的是行书。在草书没有大兴，行书没有被明确定义的时候，在古人眼里，行书意味与草书意味是被他们统统视为“草率之意味”的。所以，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若行，固草之属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写于战国末年的一些秦简，如《秦律杂抄简》、《秦律十八种简》等，一般被称为古隶。古隶是汉隶的前身。如果我们从这些秦简的书写意趣笔致上来定义它们，则可以称其为“行隶”。如果从文字端正程度上来衡量，它们的书写无疑是潦草、草率的，我们则可称之为“草隶”了。汉字是与青铜时代同时发达成熟的，到春秋战国之时，汉字艺术（即书法）与青铜艺术都逐渐走出了巫术与宗教的笼罩，开始了对美有意识的追求历程。图5为战国早期“曾侯乙”铜鹿角立鹤，鹤长喙上翘，引颈昂首伫立，造型别致，虽尚存几分神秘气息，但制作者对美有意识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其神、形与图6、图7的文字有某种相似之处。丛文俊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中，专设“草体篆文书法”一节，图6、图7即选自该处，图6是战国时期秦国刻款金文《廿二年临汾守曋戈》，作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图7是战国时期的《秦封宗邑瓦书》刻铭，作于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后者笔势的倚侧摇摆与布局的自然错落穿插，已完全具备现代草书艺术诸元素。从这两件“作品”的纵逸变化的程度来衡量，它们只能是“行篆”而已，但若与规范正统的正书如李斯的小篆《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相比较，它们无疑是写得较为潦草的“草篆”了。再有，被我们当今书家广为追捧的秦诏版文字，也应属草篆之列。

 

图6《廿二年临汾守曋戈》       图7《秦封宗邑瓦书》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论：在赵壹、梁武帝眼里，上面所举战国末年的那些秦简，即“草隶”，是处于萌芽状态时的章草。赵壹、梁武帝所说的“秦之末”，应该还包括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战国晚期，不然“诸侯争长”之语即无法说起。章草的大兴是在西汉中期，即史游生活的那个年代，到了东汉早期杜度生活的年代，章草已达到高度成熟并且广为普及的阶段。今草由章草发展而来，其端倪的出现当远在东汉末年的张芝之前，而在张芝章草盛行时，今草还远没有被普遍接受和使用，张芝是第一个认真探索、变革完善且较多地书写今草这一新体的书家。纵向取势的“草篆”当是今草之远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