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五）

 

草 书 简 史

绝   响（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草书艺术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尚新安公主。历官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王献之幼学父书，后习张芝草书。虞龢《论书表》云：“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云：“然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清刘熙载《艺概》云：“余谓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论大令草，不必与右军相较也。”

 

图39   王献之《先夜帖》

 

《先夜帖》（图39），有些接近王羲之的《丧乱帖》，字与字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则很明显地受其父影响。尖笔勾连的用笔不同于羲之的醇厚古雅，倒与索靖《月仪帖》对精致新巧的追求相呼应。
 

《送梨帖》（图40），跳荡奔逸且精巧、干净、率意，为其父所不及。这种在当时来说新奇的风姿，为唐人如孙过庭等人所吸收并发扬光大。

 

图40   王献之《送梨帖》             图41   王献之《二妹帖》

 

《二妹帖》（图41）、《庆等帖》（图42），排闼而下，气势磅礴。纵敛、正侧、曲直、断连、方圆、提按、快慢、大小等矛盾，均统一得天衣无缝，自然得如流水行云。章草成分在此两帖中已被化用得如挂角羚羊，无迹可寻。此两帖已是很为成熟的狂草了。他的其他狂草，如《安石帖》、《来迟帖》、《思恋帖》、《昼夜帖》、《冠军帖》、《广州帖》等，均有此狂肆与精妙。唐代草书大师张旭、怀素于此吸取很多。张旭比大令再稍加放逸，劲力真气也似更为充沛；怀素的狂放与大令大体相近，线性上则圆多方少，而大令是方圆近乎相等。

 

图42   王献之《庆等帖》
 

梁武帝萧衍有一名篇《草书状》，状写的仿佛就是王献之的草书：

 

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葡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蛟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联绵如绳，流离似绣，磊落如陵。晔晔，奕奕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斜而复正，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文不谢波澜，义不愧于深渊。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盖略言其梗概，未足称其要妙焉。

 

王献之的章草与其今草相比，以现在的审美眼光看要逊色许多。他的章草，虽也古雅，但格局一般，笔势也无惊人之处。图43为其所书之《七月帖》。
 

图43   王献之《七月帖》              图44   王献之《鹅群帖》

 

王献之的《十二月帖》，《宣和书谱》列之为草书。此作中间虽夹杂着一些行书，但从书意上讲则应属狂草书之范畴。他的《鹅群帖》（图44），是行书中夹杂着一些草书。世称他的此类作品为行草。称其为首开风气似乎不确，说他是一位最大的践行者却是事实。《鹅群帖》中，有的行书如“刘道士”、“群”、“复归也”等字，显得举止安详，有的行书如“鹅”、“谢之”等字及草字“献之”、“再拜”等字，则也如他的狂草书，飞扬纵逸，几目无余子。张怀瓘《书议》说其于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此段文字谈论的大概就是子敬这类行草书。书写这类行草书，在献之看来也应该是一种极为快乐的书写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宋嘉泰间曾出土过一块王大令《保姆墓砖》，砖高广各一尺一寸，十行，行十二字。王述庵《金石萃编》有文曰：“郎耶王献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广汉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归王氏柔顺恭勤，善属文，能草书，解释老旨趣。……殉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树双松于墓上……”作为王献之的保母而能文善草，大概与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当时士人贵族家族的草书氛围。
 

在草书领域，王羲之用大量的实践发展、完善了今草，使草书成为一种抒情写怀的纯艺术。王献之的贡献在于他用卓越杰出的实践，进一步打破了草书原有的运动格局，给草书以更大的开合纵横和自由表现空间，呈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气势。尽管在作品的内涵上没有乃父王羲之的缜密丰厚，风格上没有王羲之的优雅醇古，但在“新”、“奇”、“变”等美学意象的塑造上，有了更大的建树。他把草书艺术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与王羲之一起，构筑起草书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适应并引领了时代审美的需要。王氏父子草书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之大，我们在下面一段话的一些数字中也可看出：“唐太宗于长波门外购大王书，得行押二百四十纸，草二千纸……褚遂良《右军书目》草书三百六十种……《淳化》诸帖，王氏父子草书各得两三卷……”（杨宾《大瓢偶笔》）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当时所处的环境草书氛围非常浓郁。他们草书新风的开创，一方面得力于个人的天才与努力，另一方面则是时代因素所造就。而王羲之的父辈、兄弟辈、子侄辈，以及他的同人、亲戚们的草书艺术，也令人艳羡不已。
 

王导（276—339），与晋元帝关系特殊，最后进位太傅，又拜丞相。他学习书法十分刻苦，师法钟繇、卫瓘。永嘉元年丧乱狼狈，王导犹将钟繇的《尚书宣示表》衣带过江。其所书《辛酸帖》（图45），笔法纯熟，气势摧枯拉朽，节奏丰富多变，书作没有强烈的“做艺术”的意识，“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种爽然开张的大气象，应该是其人本色的一种传达。他的草书，给“二王”尤其是王献之的狂草以较多的启示。

 

图45   王导《辛酸帖》
 

王廙（276—322），字世将，王羲之叔父。曾为平南将军。是东晋初年最著名的艺术家。王羲之青少年时代曾在其指导下学习书法。王僧虔在《论书》中评：“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图46即为王廙草书《七月帖》，精健流畅中时见雄朴之气，笔法字法相当纯熟。信手生妙，着手成春。

 

图46   王廙《七月帖》局部             图47   王敦《蜡节帖》
 

王羲之的父辈中，还有一位名声很不好，死后被剖棺戮尸的王敦（266—324），娶武帝女为妻，由驸马都尉升至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性情洒落，喜作狂草，笔势雄健。（图47）
 

桓温（312—373），曾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拜大司马等，权倾朝野。草书《大事帖》（图48），字势纵引，有一往无前的气势，又不乏风流意蕴。

 

图48   桓温《大事帖》
 

郗愔（313—384），《述书赋》说他：“章健草逸，发体廉棱。若冰释泉涌，云奔龙腾。”书法上名声很大，当时有人说他的姐夫王羲之的书法不如他。他的草书，左右翻腾，意态无穷。但内含却明显不如王羲之的，故王字耐看，而郗愔美则美矣，然易乏味。（图49）
 

图49  郗愔《廿四日帖》            图50   王洽《辱告帖》

 

王洽（323—358），与王羲之为同辈。他称赞王羲之“俱变古形”，王羲之说“弟书遂不减吾”。《宣和书谱》谓王洽：“理识明敏，书兼众体，于行草尤工，挥毫落纸，有郢匠运斤成风之妙。”（图50）
 

王羲之的子侄辈中，除献之外，王珣、王珉兄弟的草书均极为出色。王珣（350—401），王导之孙，王洽之子，曾梦见神人把一支如椽大笔送给他，醒来后他说将要有十分重要的文章要他去作。他的志趣多在书法之外，草书奔腾雄健，有一种粗豪之气扑面而来，不同凡响。（图51）
 

王珉（351—388），是王珣的弟弟，书名比王珣还要大。曾用四匹细绢，从早晨写到傍晚，首尾如一，无一错字。图52《十八日帖》，清劲优雅，活泼灵敏，不失规矩，能合时好，其实才具气魄不如乃兄。

 

图51  王珣《三月四日帖》        图52  王珉《十八日帖》
 

到南朝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成了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二王”书风成了衡量品评书法的一个标准。王僧虔《论书》说：“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郗超草书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桓玄书，自比右军，议者未之许，云可比孔琳之。”等等。
 

黄庭坚《山谷论书》言：“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在“二王”书风成了主流书风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一般人薄质崇妍的品质渐渐地显现出来，并占据上风。追随者在对大王（王羲之）、小王（王献之）的选择中慢慢地偏向了小王。大王的骨气深稳既不容易学到手又不太讨多数人的喜欢，而小王的新、巧、奇、放则十分吻合时风。无论是学大王还是学小王，毕竟都是踵人脚后，故后来人的书作无论是精神高度还是形质的新异都无法跟“二王”相比。王慈（451—491），王僧虔之子，字伯宝。官至冠军将军、东海太守。其草书《柏酒帖》、《汝比可也帖》（图53），点画狼藉、乱头粗服，雄强豪荡，独具风貌，殊为难能。但由于当时流行王献之的新巧之美，所以他的“不端正”且有些“憨直”的书风，就不讨人好了。但六朝毕竟是六朝，其风流蕴藉之气，仍足可胜人。我们不妨再欣赏几件草书（图54—58），作者依次为梁武帝、陈伯智、沈约、萧思话、陈逵，再诵读几则书论家对当时草书的描述。当年草书界的热闹与多姿多彩，至今仍让人向往不已！
     

图53   王慈《汝比可也帖》

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庾肩吾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
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

——南朝梁书画家袁昂《古今书评》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张融书如辩士对扬，独语不困，行必会理。
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

——南朝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
 

谢灵运……模宪小王，真草俱美。石韫千年之色，松低百尺之柯，虽不逮师，歙风吐云，簸荡川岳，其亦庶几。

孔琳之……师于小王，稍露筋骨，飞流悬势，则吕梁之水焉。……王僧虔云：“孔琳之放纵快利，笔迹流便，‘二王’已后，略无其比。但工夫少，太自任，故当劣于羊欣。”

裴行俭……有若缙绅之士，其貌伟然，华衮金章，从容省闼。

谢朓……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晚林中，飞花满目。《诗》曰：‘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之谓矣。

——唐张怀瓘《书断》
     

图54  梁武帝《数朝帖》           图55  陈伯智《热甚帖》

 

书法世家式的传承形态出现于东汉。东晋著名的书法世家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另有太原王氏、江夏李氏、吴郡张氏、泰山羊氏等。北魏时期著名的书法世家是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原先善草书的弘农张氏、安平崔氏，以及善行书、正书的颍川钟氏，因为无后继名家以及官位不显，到东晋时便已衰落了。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王朝，风习自与南朝不同。北朝人性素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有变通。“至北朝诸书家，凡见于北朝正史、《隋书》本传者，但云：‘世习钟、卫、索靖，工书、善草隶，工行草、长于碑榜’，诸语而已，绝无一语及于师法羲、献。”（阮元《南北书派论》）南朝书家有取法中原卫、索之法的，但能知变通、出新意。北朝书家则多遵循中原旧法，没有突破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的藩篱。北魏晚期，倾慕江南衣冠之制的孝文帝亲政，大力推行汉化，上下纷纷仿效南朝文化，流行于南朝的“草隶新法”，在北方得以迅速风靡。这是在北方掀起的向南方书风学习的第一次高潮。第二次学习南方新书风的高潮是西魏末年梁朝著名草书家王褒入关之后。王褒，字子渊，王导九世孙。其人“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果国子祭酒萧子云，褒之姑父也，特善草隶。褒少以姻戚，去亲其家，遂相模范。俄而名亚子云，并见重于世”（《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王褒的入关，是北周书法界的一个大事件，史载“轰动北周，一时从学者众”。但所能学者，法也，潇散风神、超逸玄远的精神气度却不是靠模仿而能得到的，何况后者又是草书艺术中的重中之重。如是故，这一时期的著名草书家仍多出于南方。
 

图56  沈约《今年帖》         图57  萧思话《一月三日帖》          图58  陈逵《十二月帖》

 

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草书的理论探讨也拉开了帷幕，由于作者本身多为书家，所以要言不烦，切中肯綮。虽是吉光片羽，但已涉及了草书艺术的多个方面。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已涉及对草书的兴起及艺术特点的探讨。西晋索靖的《草书势》和梁朝萧衍的《草书状》两文，是对草书美学的精彩论述。传为东晋王羲之所作的《题卫夫人〈笔阵图〉》、《用笔赋》两文，其中有学习草书的方法介绍。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及南朝宋虞龢的《论书表》、南朝齐王僧虔的《论书》、北朝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中，都有关于草书家文献的整理归纳研究。虞龢《论书表》中还有对书写工具的探究，如“笔别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笔，胶漆坚笔；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南朝梁袁昂的《古今书评》、南朝梁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中,则多有对草书家的品评鉴赏。
 

如果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草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的话，那么三国、西晋是准备期，东晋是高峰期，南北朝是巩固期。汉末三国西晋时的“草隶新法”到了“二王”父子手里才真正发展定型为成熟的今草。这一次的“发展”，并不是出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实用需要，而是纯属于精神层面的一次变革。草书自此之后，作为一种纯艺术来被大家喜爱、学习和鉴赏。书法艺术，到此也完成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次质变。从物质条件的角度看，东晋时期，纸、笔、墨的精良前朝无比。如宋代学者董逌《广川书跋》言：“王右军作书，惟用张永乂制纸，谓紧光泽丽，便于行笔。”从精神条件的角度看，统治者频繁的征战使得政治控制相对松弛，老庄思想流行，玄学兴起，无疑使艺术开阔了视野，士人对人与宇宙、人与自然关系的充分注意，对人的精神风貌的看重，以及流行于士人中的浓郁的“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式的人生感慨氛围，正好契合于高度抽象、精神照人的草书艺术。书家们借草书一吐块垒，借草书来抒写玄远的狂想，终于在东晋之时，耸立起了一座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草书艺术的高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