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迹临习指要：汉 · 篆书 袁安碑

（本文刊于2020年12月9日《书法导报》）

十多年前，有一位青年书家给我看她写的小篆，她遵照本地的书学传统，篆书取法吴昌硕。我观其人有素朴宁静气质，与吴昌硕篆书颇不协调，又考虑到当代书坛矫揉造作、工细靡弱之风盛行，所以建议她改学《袁安碑》（图1）。不久，她以一件取法《袁安碑》的小篆对联参展，因一股纯朴清爽之气而在众多展品中特别引人注目。

有人认为，是清代邓小石吸收隶书笔法去写小篆，降低了书写篆书的技术难度，从而使得小篆艺术走入千家万户，发扬光大。《袁安碑》的用笔是藏头护尾，力在字中，即使露锋收笔的点画，也有回锋护尾的感觉，故有劲穆含蓄之美。其线型多曲，即使一些短横，也常作曲线处理，如该碑第六行“河”字右上部，第二行“除”字右中部，第九行“诏”字左上部等。其曲之程度、形状，以及何时曲何时不曲，均无规律，充满随机性，却得纡徐之美。与李斯小篆不同，《袁安碑》的横、竖长线条多以“曲笔”来表现，显得婉转流畅、可亲可近，碑中的“司”“南”“安”“丙”“帝”“阴”“除”等字，其中的长线条如果要写得像李斯小篆那样遒丽、挺拔、停匀，那么书写难度要高很多。

图1                                         图2

《袁安碑》的结字也很有意思，同样充满了自由与随机。同一个字，有时上紧下松，如第二、第三、第五、第八行中的“年”字，第三行中的上部密度极大，下部极空；有时均匀分布，如第四、第七行中的“年”字。同一个“除”字，第二行的“除”作均等安排，第三行的却有疏密变化。再有第一行中的“徒”“公”“袁”“召”，第二行中的“永”“除”，第四行中的“辛”“东”等字，像一尊尊汉代说唱俑，（图2）头与身子的比例违背常规，因夸张了人之上部动作与表情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滑稽、朴拙、可爱。第四行中的“迁”“平”，第七行中的“初”“六”“拜”“仆”等字，则大疏大密，相映成趣。（参见图3）

图3   袁安碑字例放大

《袁安碑》立于东汉永元四年（92），《袁敞碑》立于东汉元初四年（117）。袁敞为袁安之第三子。人都云两碑书迹如出一人之手。需要指出的是，两者气息，笔法相同，认为是出自一人之手应该没有问题。但两碑之结字和线形已有不同，《袁敞碑》趋于华丽、光洁、完整、饱满、成熟，尤其是结构，在《袁敞碑》中几乎找不到《袁安碑》中那些均匀布置，点画结构稚拙可爱的字。这既是经历了20多年后书碑者个人书艺成熟的标志，也代表着时代审美趣尚正在发生变化。

东汉蔡邕（133-192）生活的年代后于两碑之立数十年，蔡邕著有《笔论》与《九势》。《笔论》讲的是书者应有的精神状态，《九势》讲的是运笔规则。《九势》中涉及到结字的只有这样一句：“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这是他对隶书结字之法的最初认识，强调形与势的“和”与“连”。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直到《袁安碑》诞生那一刻，书手们对于小篆结字规律还没有作过上升至美学层面的思考和总结，或者有人总结了但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美与不美，全凭书者各人的书写习惯与审美感觉去把握，但在重要场合的书写则必须保持庄敬态度，以求符合礼乐之要求，已经成为共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袁安碑》中的字虽然“俊丑”不一，然无不虔诚、一丝不苟的原因。

历来对《袁安碑》书艺的评价不怎么高，欧阳辅在《集古求真》中甚至认为它是伪品。我以为《袁安碑》的某些不成熟、不统一、不合范，正是其为“真品”的证据，其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也正在于此。我们不能用现代的审美眼光去看待它、临写它、改造它，这样它独特的时代之美会随之消失。《袁安碑》就像一块未被开发的湿地，里面保存着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的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