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十）

草 书 简 史

  写  意（一）

——宋代的草书艺术

 

五代十国，战乱频仍，标标准准的“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频换大王旗”。公元960年正月，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率军回到开封，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三年之后，赵匡胤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击败了北汉，全国才算统一，混乱局面结束。
 

赵匡胤出生于世家豪族，自幼受过诗书礼教的熏染，纵然是谋得“黄袍加身”，他也要“以酒遮面”。宋人王称在《东都事略》卷二十六《赵普传》中记载，赵匡胤是在酒醉之后糊里糊涂被人拥立的。后来他又采用赎买政策消除潜在的政治危机，“杯酒释兵权”，而不是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宋太祖以“仁厚立国”，据宋代叶梦得《避暑漫抄》说，太祖曾立过一个誓碑，有誓词三行，一曰：“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曰：“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碑有无暂且不说，但有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倒是事实，不然，像苏东坡这样口无遮拦的，不知要死上多少回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时期，其国力虽然无法跟汉唐相比，但其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手工业以及诗书画礼乐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有学者认为宋代是我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陈寅恪认为，我国的文化到宋代达到了极致。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书中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称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宋以前是武人政治，而从宋代开始，文臣驾驭武将是基本国策。尤其是北宋在法律上承认与农奴身份相近的僮仆是良人，佃户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等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平民的积极性，是从根本上促进社会格局和人的思想意识发生改变的动力。鲁内·尤依古在《同看得见的东西对话》中说：“语言这种东西就像连根拔出的树木，在它的根部满是现实生活经验的土壤。”书为心画，作为艺术的书法，也跟语言一样，其根深植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所以，时空到了“很不一样的宋代”，书法艺术也定要发生质的变化。
 

五代十国的纷乱使得珍贵的书法名迹大多散佚，一时可资人们取法者大为匮乏。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于建国之初忙于南征北战，以实现统一大业，因此他们不可能像唐太宗那样倾心地参与各种书法活动，并身体力行地给臣下们定“调子”。这固然不利于北宋初期书法的恢复和振兴，但丰厚的传统和无边的权力又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待眼前的“匮乏”和“无主导的散乱”，它对艺术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太祖大定天下之初，敦尚文雅，“然于翰墨之学，固未遑暇”（朱长文《续书断》）。宋太祖的书艺远不如唐太宗，但也算能书。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说：“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往往跋云‘铁衣士书’，似仄微时游戏翰墨也。”颜真卿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末的杨凝式是一中介，太祖仄微时书学颜氏，当在情理之中。
 

太祖弟太宗赵光义，文治武功不亚于乃兄。宋太宗即位初，即开始打造一个崇文盛世。他命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公元986年，修成《文苑英华》，987年修《神农普救方》一千卷，992年修《太平圣济方》一百卷，又于淳化三年即992年刊刻《淳化阁帖》，其重视文治可谓不遗余力。太宗本人也喜欢书法，朱长文《续书断》说：“太宗方在跃渊，留神墨妙……学书至于夜分，而夙兴如常……帝善篆、隶、草、行、飞白、八分，而草书冠绝，尝书草书《千文》，勒石于秘阁……上尝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有何事于笔砚，特中心好耳。江东人能小草，累召诘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罕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盖深虑书法之缺坠而勤以兴之也。”朱长文对太宗书法的评价，难免有“马屁”之嫌，且不去管它。我们从《绛帖》中载太宗的草书（图94）以及《三希堂法帖》中载太宗的行书所达到的熟练程度看，其于书是“特中心好耳”应是一句实话。可惜的是他天分有限，不能登堂入室。他的草书只能说是摹取了魏晋及唐代草书家的一些外形，掌握了一些草字的写法而已。笔力既弱，笔法单调，于草书的法则缺少真正的体悟，遑论草书的内涵及字外之气韵了。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批评他“但短风韵耳”，也是实话。

 

图94  宋太宗《杜牧诗帖》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引《杨文公谈苑》中一段话，虽然说的是负责编刊《淳化阁帖》的王著，但此语也正好反映了北宋早期书法的真实状况。这段话是这样的：“翰林学士院，自五代以来，兵难相继，待诏罕习王书，以院体相传，字势轻弱，笔体无法，凡诏令刻碑，皆不足观。太宗留心笔札，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召为御书院祗候，迁翰林侍书。著善草隶，独步一时，时智永禅师《真草千字文》缺数百字，著补之，刻石，但见形范，而无神妙，世亦宝重之。”所谓乏神妙，其实就是指字少神气和韵味。“但见形范”，但“世亦宝重之”，这就是北宋早期的书坛现状。王著其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有几分“艺术家”的做派的。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于乾德二年（964）记载：“二月甲申朔，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王著责授比部员外郎。著嗜酒，不拘细行。尝乘醉夜宿娼家，为巡吏所执，既知而释之，密以事闻，上置不问。于是，宿直禁中，夜叩滋德殿求见。上令中使引升殿，近烛视著，发倒垂被面，乃大醉矣。上怒，发前事黜之。御史中丞刘温叟等并坐失于弹劾，夺两月俸。”此事可入《世说新语》，让人忍俊不禁，如此“醉仙”王著，书法独步一时，工力想来是绝对不缺的，却乏“神妙”，非因“时代”而何？
 

真正推进了北宋草书发展并在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是以下几个人：蔡襄是准备者，苏东坡是旗手，黄庭坚是最大的实践者，赵佶是最后的辉煌。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庆历三年知谏院。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后改福州路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迁枢密直学士知福、泉、杭三州。寻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累官至端明殿学士。蔡襄性忠直，任职论事，无所回挠。
 

在“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中，蔡襄年齿最长，却排在最末。这一座次，在南宋时就已排定，如今，经过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考验，基本无异议。蔡襄学书非常勤奋，他起步时师法周越，二十七岁时任西京留守推官，成为宋绶的僚属，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开始学习宋绶的书法。宋绶的书法是当时朝野上下竞相模仿的对象，后来的蔡襄，也曾有过一段士庶皆学“蔡书”的辉煌时光，甚至苏东坡也曾说“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苏轼《苏轼文集》）。宋四家中，黄庭坚小蔡襄三十三岁，米芾小蔡襄三十九岁，属于标标准准的后辈书家，他们对蔡襄的书法有时也要作直言批评。黄庭坚《山谷论书》中有言：“苏子美似古人笔劲，蔡君谟似古人笔圆，虽得一体，皆自到也。蔡君谟书如《胡笳十八拍》，虽清气顿挫，时有闺房态度。”又说：“君谟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米芾也批评说：“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多饰名花。”无论是“闺房态度”还是“多饰名花”，均是“雕琢”、“做作”、“弄巧”的客气说法。雕琢、做作、弄巧，有“俗”之嫌，在倡导“尚意”、“尚韵”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评价，其贬意相当明显。
 

欧阳修与苏东坡对蔡襄在公开场合是极为推重的。欧阳修说蔡襄的书法独步当世，苏东坡说蔡襄是本朝第一，甚至夸张地认为蔡襄与唐代的颜、柳、欧、虞辈不相上下。但欧阳修在写给他儿子欧阳发的“家书”中却说：“蔡君谟性喜书多学，是以难精。古人各自为书，用法同而为字异，然后能名于后世。若夫求悦俗以取媚，兹岂复有天真耶！唐所谓欧、虞、褚、陆，至于颜、柳，皆自名家，盖各因其性，则为之亦不为难矣。嘉祐四年夏，纳凉于庭中，学书盈纸以付发。”（欧阳修《欧阳文忠集》）欧阳修与儿子说的“悄悄话”，才是他对蔡襄的真实看法，这段话有三个意思：一是说蔡襄学书贪多求全，所以难精。诚然，在宋代以至整个书史中，像蔡襄这样“众体皆精”的人是绝少的。第二个意思是说蔡襄没有“自为书”，“为字异”，即少自家风貌，也即缺少新意和个性。第三个意思是说蔡襄有悦俗取媚之嫌，字少天真之趣。

 

图95   蔡襄《陶生帖》
 

蔡襄的草书精品《陶生帖》（图95）。此作“主料”、“佐料”均品类繁多，有晋人的，也有唐人的，还有他擅长的“飞草”（章草）笔意，用笔甚为精致。此帖好在写得流畅，尚有几分自然天趣，但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卖弄感，还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的。此作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末尾两行：“五月十一日，襄顿首。家属并安，楚椽旦夕行。”可能因为不是信札的重头部分，所以蔡襄是随意涂抹，反倒有天成之妙。
 

草书《入春帖》（图96），笔法灵活、笔势锐利，有晋唐遗意。美中不足的是因纤细尖利之笔过多，使得书作显得过于纤巧。
 

图96   蔡襄《入春帖》

 

或许是蔡襄下笔时常常过多地考虑到字的“来路”，又考虑到“观众”的反应，所以未能“忘古”、“忘今”，独独忘记了应该在书作中不但有我且要以我为主这一基本“原则”。在结字不能自主之外，蔡襄草书的章法布局上也欠一气浑成，常常显得零碎，如《脚气帖》等。
 

晚年的蔡襄对自己书法上存在的问题是有所觉察的，他说：“钟、王、索靖法相近，张芝又离为一法。今书有规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张也，旭、素尽出此流，盖其天资近者，学之易得门户。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蔡襄《论书》）他不但悟到学习的对象应该选取与自己天资相近者，不应该贪多求全，而且还悟到学书应“唯取神、气为佳”。在另一则《书论》中他还发出了这样的浩叹：“古人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乌足道哉！”欧阳修曾给蔡襄擅长的书体作过一个排列：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依我看，蔡襄最大的梦想恰恰是希望在草书上取得大成，不然他谈到书法时，何必喜欢探求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等草书大师的“变怪不常”呢？而且他还说自己：“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蔡襄《论书》）
 

谈史评书，需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即以创作家的眼光分析历史，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评价作品。北宋早期的书法只是延续晚唐五代的余绪而已，就像一股漫堤的水流，只是随处蜿蜒流淌，还没有找到一条属于它自己的渠道，王著、李建中辈，既无振臂一呼的机遇，也缺少“新立山头”的心理准备和魄力才力。后来的欧阳修，有心“栽花”，但也不得不遵守事物发展规律，要依次走完酝酿—变革—硕果这一过程。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少年蔡襄也只能随波逐流，师周越学宋绶。但蔡襄毕竟是蔡襄，他在全面继承古法、整理古法方面还是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为时代开创了一个有序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个人的从继承整理古法到晚年悟到必须与“羲献异矣”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正是北宋早中期整个书坛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也为后来“尚意”书风的掀起做了准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