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启东篆刻往事

（本文刊于2021年6月《三角洲》杂志沙地特刊）

启东成陆晚，历史短，作为小众艺术的篆刻难以上溯成史。但艺术之神还是眷顾于它，让仅仅百年历史的启东大地开放出了明艳非常、受人瞩目的篆刻之花。

大家陈左夫

说起启东篆刻，必须首举陈左夫。

综合书印成就、对艺术发展的贡献及其艺术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力，我以为在已故众书家中，陈左夫当推第一。把他放到中国书法史中去考量，他也堪称大家。南通历史上另一位堪称大家者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陈左夫

左夫先生1912年11月23日出生于启东新港，名浩然。14岁以后，辗转于海门、上海浦东求学，23岁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49年，时任湖州中国银行行长的他为湖州市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放贷股股长，后历经运动，转至教育系统，在杭州第四中学、瑞金中学等处任教直至退休。

先生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篆刻，因用左手操刀刻印，故以“左夫”为艺名，遂以“左夫”名世。好学的陈左夫，在求艺道路上结识了不少艺术大家，如邓散木、韩登安、余任天、谭建丞、林风眠、张宗祥、潘天寿、沙孟海、陆维钊等等。1981年，70岁的他去北京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书协成立大会。1982年，他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会，并担任顾问。1988年，年已77岁的他当选为杭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豪爽、热情、热心、敢于、肯干、胸怀宽大、富有创新精神，这是熟悉陈老的人们对他的一致评价。杭州是中国印学中心，“文革”期间，篆刻艺术也在扫除之列，但陈老以他的胆略，热情和执着，让自己的家成为当时印人们的活动中心。“文革”一过，杭州的篆刻之所以能够迅速复兴，陈老在“文革”中冒险的、苦苦的维系当记一大功。著名篆刻家余正曾撰专文回忆陈老说：“浙江印学史是中国流派印学史的主干。同样，自“文革”后文艺复兴近四十年来，浙江也是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主干。左夫先生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里，对当代中国印学的复苏与拓展有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功在印史，功在我们后辈印人心里。”

惟留一湖水陈左夫

作为印人，与他的印学社会活动同样精彩的还有他的印艺。奇崛、豪放、真率是他的印艺特色。奇即新，崛即超越侪类；豪放是大气和自由；而真率，人以为易，实则最难，真率即不加雕琢与华饰，纯以本色示人，艺术之本色，实后面站着一个“人”字。陈老的入印文字独特，既能顾及传统，又能大胆出新，立足简化字，又融入汉魏砖文、汉简以及汉印和前辈篆刻家吴昌硕、邓散木等人的趣味，与其他印人，无论是其前、其后还是同时代印人，都拉开了足够大的距离。在刀法上，他胆魄过人，是独一无二的站着刻印的印人，大刀阔斧，气势骇人。在布局方面，巧妙多变，别出心裁，字随意变，意随字化。另外，他还善于把一首诗词，以数印刻就，制成印屏，中间加以长跋，文气馥郁，打破常规，新意迭出。如此强烈的创新意识，如此出色而又丰沛的创造才华，放之印学史上，也少有人可以匹敌，对此他也有所认识，曾自负道：“三百年后自有公论。”1998年11月16日，陈老于杭州驾鹤西去，经过了二十多年时光的洗涤，我们如今再看陈老的篆刻和书法，其新意，其学术艺术价值较前更加熠熠生辉、撼人心魄，用“巨刃摩天”四字来概括丝毫不为过。

情牵故乡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那时我学习书法篆刻还没几年，一天，施惠新老师拿着一份《西泠艺报》对我说：“上面介绍的陈左夫，是启东人。”回去后，我给陈老去了一信求教，不久得到了回信。热情指点之余，他问起了家乡近况，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他在其中的两封信中写道：

“左，年已八十，身体不顶好，患有高度神经衰弱，两耳只有40%听觉，视茫茫，垂垂老矣！六七年前曾回来扫墓一次，今年年初，一再想回，虽有直达车，要坐十二小时，终未敢起步，唯时时翘首北望耳。

“报载将挖隧道自浦东至崇明，再自崇明建桥到启东，能吗？这条隧道估计是困难的，也不知何年何月能见到事实，我只好画饼充饥罢了。希望身体好，作两次跑，到了江阴休息一天，再在第二、第三天乘车回启，这愿望将于何日实现？”

与陈老通了一段时间信后，我决定去杭州拜见他。

找到杭州市解放路旁的银枪板巷后直走约一百多米，便见一不大的院落，由十几间黑瓦白墙的老屋组成，老屋东头有一不大的空地，空地上兀然立着三棵老树。我向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打听，他问我可认识陈老，我摇头，他抬手指向坐于老树下藤椅里的老者说：“他不就是陈左夫老？”

陈老那天身穿着银灰色长裤，白衬衣，面容清癯，手扶拐杖，仙风道骨，目视前方，若有所思。我上前致意并报上姓名，陈老连连点头微笑，一字一顿地说：“杨——谔——，知道，知道。”他显得很兴奋，说家乡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来看他了。陈老的居室相当简朴，只有一方桌、一卧床、几把椅、一小几，几上有十多本线装书以及几件实用小器具。那天陈老谈锋甚健，他谈起了故乡的习俗风物，谈起了故乡的人和事，谈起了他一生的坎坎坷坷。一再表示：一定要再回一次家，再在父母坟前磕一次头。他还告诉我，日本搞书法篆刻的友人来杭州，必定都来看望他，还有一些展览刊物的约稿，所以他尽管年纪大了，但仍有不少事要忙。前几时省书协搞展览，沙孟海排第一，他排第五，开幕式那天他没去，但他后来还是设法去看了一下。那天他还教了些我刻印的技法诀窍，令我受益匪浅。因考虑到陈老的身体状况，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我起身告辞。临走时陈老拉着我的手说：“沙孟海老已经变成植物人了，接下来该轮到我了。”言下不无凄然。陈老要我在杭州呆上一两天，他会让在旅游局工作的女儿安排一下，陪我去桐庐一带看看。“那里的自然风光好，很值得一看的。”他说。当知我执意要走时，他便颤巍巍地走进居室，东翻西找了一会，找到了两把檀香扇，一再表示，没有好东西送，实在抱歉。

陈左夫寄赠启东印社同仁的部分书刊

自那次见面后，我与陈老通信日频，陈老曾几次寄赠书刊，要我分赠启东印社诸同好。他还赠过一张照片给我留作纪念，说这是一位日本友人给他照的，一共才印了十二张，底片已带去日本。

数年前的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交谈后才知对方是陈老的女儿陈永平。她说她父亲在临终前要她把一方陈老亲手包装封固好的印交给我留作纪念。见面后从陈永平的口中得知，陈老现归葬于启东新港父母身边。

创立启东印社

启东印社的创立完全是受了南通印社的影响。

1984年夏，我师范毕业，好象是第二年秋，在《南通日报》上读到一篇介绍丘石的文章，便写信给时在通州聋哑学校任教的丘石。从此后，时常去金沙向他请教篆刻艺术。1986年10月，南通印社成立，雅集频繁，不久，我也厕身其中。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我的篆刻已初见面目。1987年8月的一天，丘石对我说：启东也成立一个印社吧，这样我们可以南北呼应，名字就叫“南通印社启东分社”。在筹备成立启东印社的那段时间里，他觉得分社这种称法不妥，有一天又对我说：还是叫启东印社吧。随后刻了一方白文印“启东印社”送我，后来印社就正式定名为启东印社。

启东印社成立合影

那一段时间，我在永和乡中心小学教书，启东书法界基本上还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因此我在九月份发起成立印社时，大部分人都不到场，但县文联的领导沈志勇及文化宫的领导沈主任却来了。他俩看看没几个人，稍坐一会就走了，也没说什么。首次的发起就这样宣告失败。

我没有气馁，又重新做了一些发动工作，并决定请时任县书协副理事长、五金公司书记顾锡田出任社长，我任秘书长。在当时的县书协副理事长施惠新老师的直接支持指导下，到了11月，再次召开成立会议时，几路人马都到了。当时的社员有顾锡田、杨谔、李伟平、曹兵、陈晓晖、张建华、茅键等。

印社成立后，印了印谱纸，用了顾锡田题的“启东印社”四字，还印了信封等。当时大家热情很高，隔三差五就聚在一起交流研讨，每有一人得到一本新印谱或创作了一批作品，即互相传看。慢慢地，启东的书画展览中也有了篆刻这一名目，而且大家也开始知道了“印宗秦汉”、“元朱汉白”等说法。

两年后，顾锡田从五金公司退休，辞去印社社长职务，由我接任社长，曹兵任秘书长。又一年后，为了工作方便，曹兵任副社长，陈晓晖任秘书长。丁民雄、胡百雄、东方龙、方红专、顾庆丰、李玉平、汤青青、俞建军、范峄峰、施建生、陆公宇、高新兵、郁斟海、倪国飞、高永胜、胡将忠、陆华杰、李卫忠、薛春晖、黄敏华、汤浩、张海兵、朱捷峰、薛春晖等相继入社，社员队伍壮大至30余人。同时，社员的作品开始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如《全国印社作品联展》《江苏省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全国首届现代篆刻展》《全国印学团体印章艺术大展》等。印社被收入中国管理科研院书学研究所编辑的《中国书法年鉴》。当时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书法类专业刊物如《中国书法》《书法》《中国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青少年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等都曾发表过启东印社社员的作品，我及胡百雄等又撰写了大量篆刻方面的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印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县文联领导的高度重视。

印社一个月活动一次，活动地点大多放在进修学校李伟平处。活动方式是现场刻印交流、现场书法临摹与创作、互评作品、展览、办培训班等。

社刊《石花》

1989年，为促进社内外交流，创办了社刊《石花》。之所以起名“石花”，立意有二：一是篆刻的载体以石质为主，故篆刻是开在石上之艺术之花。二是向启东前辈版画组织“木屑花”致敬。《石花》为八开，两面复印，由我负责编辑，不定期，前后一共出刊15期，通过《石花》，与国内30多家兄弟印社取得了联系，进行交流。著名篆刻家李刚田、陈左夫、苏金海，矫毅等都曾为《石花》题写过刊名。

社刊《石花》

社刊常设的栏目有名作共赏（刊登国内著名印家作品）、社员作品选登、八面来风（刊登兄弟印社作品）、印社诗坛、兼得斋夜话、社员介绍、选载（刊登社员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简讯等。由于我们当时不具备打印条件，所以编辑办法一般是先在八开纸上粘贴或直接手书相关内容，然后再复印成刊。出刊及邮寄的费用，由社员们自筹。

这里专门说一下“兼得斋夜话”。由于编排粘贴常留有空处，匆忙之间无内容填充，作为编辑的我便临时急就“夜话”补白。据手头现存之社刊，知“夜话”共写了6期，或更多一些，现能找到有第一、二、三、四、六5期。如今复读，依然神驰，感兴趣的读者或可据此想见我辈当年之“篆刻生活”。抄录如下：

兼得斋夜话（一）

月移花影，风拂南窗。烛光之下，拆得玉萍鲤笺。清词丽句，足惬吾怀。信末几方临印，赫然映目，细细谛视，欣喜万分。

每忆吾俩相会，轻歌一曲，酽茶两杯，倾谈竟日。神飞之际，吾往往抻纸掭墨，或抚刀弄石，志事抒情，萍则默依吾侧，久无倦色。廿日前，萍来信语吾曰：“吾日习字四十，抚古印一钮。”今观其书，清俊端秀，印则温文古雅，诚气质修养使然。

遥想其凭几学书之态，据案弄石之姿，吟诵佳文之状，吾陶然醉矣。呜呼！书印之道，勤固能补拙，然天分亦不容小觑焉。

庚午立秋亥时于灯下

兼得斋夜话（二）

数年前，我初涉印道，与夏荣先生鸿雁频频，得其教益颇多。后人事沧桑，音信阻隔，偶从报刊得睹其大作，揣想其风采，终未能把杯倾谈，殊为遗憾。

数日前，从友人曹兵处得夏荣先生印蜕十数方，欣甚喜极。其一改数年前之跌宕，而得典雅精致，令人把玩不已，其于艺术之追求，已由形式而至于内容矣。

不断地否定过去，方可臻以佳境，信然！

兼得斋夜话（三）

灯下拆阅胡兄百雄之来信，信中抖落几方印蜕，乃胡兄及其夫人高亚平与其内弟高新兵之大作也。百雄兄之印且不论，而言称初学之嫂夫人之作，沉稳朴实，高新兵则爽利婉转，不由啧啧连声。

四、五年前，启东还未见称得上艺术之印作，后幸有青年印人丘石先生传播促导，方得萌芽、成长，今能操刀刊石者已不在少数矣。胡兄引治印雅事于闺房，诚创举也。想胡兄挑灯夜读之时，嫂夫人不仅添香，更能指指点点、刊石助兴，善哉美哉！

兼得斋夜话（四）

灯下闲翻旧籍，得明末女篆刻家韩约素《吴下阿蒙》印蜕一枚，清劲婀娜，怡人心目。

韩约素，字钿阁，为皖派篆刻家梁千秋侍姬，能擘阮作曲，兼工琴，为人聪明伶俐，从梁千秋学篆，颇得梁氏家法。

古时候，篆刻乃男人之专利，即使凤毛麟角如韩氏者，亦仅于雅趣兴发之际奏刀治石，以此为“雅玩”而已。如今女子学治印者不少，亦不乏颇负才情者，然能几十年如一日者却极少，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主因还在自身。

在明末，韩氏治印不愧为印林一段佳话；在当今，女子工印之类之佳话还是愈少愈妙。

兼得斋夜话（五）

建军君，吾先识其印后识其人。

那日接学军兄来信，撕开信封，有印蜕数枚掉落，工稳典雅，非有几年苦功者不能至。又于学军兄信中得知，印乃其弟俞建军所刻。

嚷嚷善刻者，不在少数，然其中不乏实为天师而自诩为大师者。建军君“处变不惊”，一如既往，默默耕耘，取寂寞之道，实为悟得艺之三昧者。

建军君之例证明：学印，讨巧不得！

往事并不都如烟

往事并不都如烟。如烟的都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的事。

启东印社最兴旺的那几年里，我对以现代文字入印及肖形印展开了持续的成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时江西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中国历代玺印精品博览》一书，由江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萧高洪主编，邀请包括萧高洪在内的10位印学家合作撰写该书，每人各写一个类别，我负责撰写“肖形印”。这是我第一次与一流印学家诸如傅嘉仪、朱培尔、徐正濂、陈根远等列名于一本书中。类似值得记忆的事不只我有，相信不少社友也都有。启东印社从兴起到逐渐冷清，其间走过了7年时光，对于大部分社员来说，是篆刻艺术陪伴和丰富了那一段珍贵而又单纯的青春岁月。回顾启东印社所走过的路，有以下几点感慨：

一、无法摆脱时代的“潮汐”

翻开那几年的《启东报》，版面虽小，版数也少，但上面刊登文学艺术作品的比重却不小。篆刻由于幅式小，内容灵活多样等原因，被选用的机会很多，不像现在的普通报刊，已很少看到篆刻的身影。《启东报》的编辑们对艺术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对精神之美的渴望和追求。

1994年后，启东印社的活动基本停止，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让“世俗”的人们无法安定下来，许多社员改换了工作，去了外地，一年中虽然也会有一两次聚会，但已不谈篆刻，只谈生活。篆刻一道，已多属个人奋斗之事，工作、生活、升职等种种现实问题，迫使不少社员放弃了对篆刻艺术的追求。今天重提这些，已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启东印社的命运如此，其他印社也大多如此，偶有“坚强”一点的，但在又挺了几年之后，便也名存实亡了。与这些民间自发的印社相反，一些大的、有官方背景的印社组织此时却分外兴旺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有不少人于此嗅到了“名利”的“甜香”，这一现象，似可作民间小印社之所以冷清的一个反证。

二、努力冲破个人专业发展的瓶颈

只有大江大河才能流远，小溪若不能及时汇入大海，终究逃不出干涸消失的命运。篆刻艺术不过是传统文化大河中的一朵浪花，需要丰厚的文化修养来滋养和支撑，对于创作者来说，若不如此，则难以行远。

以陈左夫为例。陈老不仅书、印戛戛独造，于鉴赏、诗词也是不同凡响。1962年发表于《浙江历史年会》杂志上的论文《论宋青花的问题》和1963年与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合作的《良渚玉器图说》一文，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诗词创作上他也极有才华，不妨小举两例。《行香子·苏东坡过千里滩》：“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堪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如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又，《江城子·游芦茨》：“鸬鹚飞起钓台东，碧天空，去无终。山亭寂寞，高处乱岩中。惟有一江东流水，两岸绿，满帆风。”置之于宋词中，几不能辨。

有不少社员，由于专业素养及文化修养上不去，作品水平停滞不前，很难看到新的希望，慢慢地也就失去了继续参加活动和创作的兴趣。

三、不能缺少热情有力的组织者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社团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但只依靠一个人又不行，还须有几个“帮”和“桩”，这样凡事才能“张罗”得起来。

跨入新世纪之后，启东印社的几个骨干分子相继离开启东去外地发展，先是秘书长陈晓晖去了北京，后来作为社长的我去了南通，不久副社长曹兵也去了上海……

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明天，太阳照样会升起！生活照样会继续！我相信：启东的篆刻事业也会继续阔步向前！

附作品：

稻花香里说丰年秋风秋雨秋水共长天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