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十四)
草 书 简 史
写 意(五)
——宋代的草书艺术
南宋末,岭南出了一位颇受人们关注的人物—“仙人”白玉蟾。白玉蟾(1194—1229),原姓葛,名庚长,字如晦,祖籍福建闽清,生于琼州。后因父薨随母至雷州,适白氏,遂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阅,又字像甫,号海琼子、紫清真人等。后遇博罗泥丸真人陈萃虚,随入罗浮山学道。宋宁宗嘉定年间被征召至阙,封为紫清明道真人。卒后,被尊为南宗五祖。有传说说他能“入水不濡”和“逢兵不害”。相传白玉蟾长于草书,亦善行书、篆书和隶书。《书林纪事》称其“大字草书,若龙蛇飞动”。《平生壮观》称“其草书锋正颖圆如怀素”。
如果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欣赏白玉蟾的《足轩铭》(32.5×81.5厘米)(图129),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点画精致而不琐屑,书风流美而不陷入献媚,用心、用力处若不经意,技法处理,面面俱到,在草书史上也可看作是个特例。

图129 白玉蟾《足轩铭》
《足轩铭》中共有25个“足”字。相信在书写前,白玉蟾肯定会联想起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书圣王羲之《兰亭序》中“之”字的众多变化。此帖中的“足”字,各有巧妙不同,即使写法相同的,也各具姿态。更不容易的是每个字的姿态均是作者自然挥洒而成,根本看不出其用心变化的痕迹。
草书创作中,情和意大于法,贯串起全局的只有靠情而不能依赖于技法。因此,线型变化不大,字形、布局较为均衡稳定的草书,最容易成为死水一潭,或无味如凉白开。白玉蟾的草书《足轩铭》,无狂澜怒吼,而是微波粼粼,能让人感受到其间生命的律动。此作场景,犹如随风飘来的缥缈之歌,时隐时现,若断还续,让人欲罢不能。这一艺术感觉的实现,主要得力于他在用笔上对细节的细致精彩的刻画—往往在流转中表现起伏。白玉蟾作此类小草书,可谓得心应手。
白玉蟾草书学张旭和怀素,行书受黄庭坚影响,此作介于怀素的大草和小草之间,与怀素的草书《四十二章经》相仿佛。李之仪《姑溪居士论书》云:“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杨少师度越前古,而一主于精神。”草书对精神的强调又在诸体之上。李之仪所说的“结密”与“位置”均属技法范畴。白玉蟾的《足轩铭》,纤悉毕至,精神有所不足,故不能与怀素同日而语。

图130 白玉蟾《天朗气清诗》
狂草《天朗气清诗》(24.5×52.5厘米)(图130)历来被认为是其代表作,有人评此作说:“纵笔取势,萧散飘逸,结字雄放瑰奇,随心所欲。”又说此作:“清爽疏朗,和谐统一。似龙蛇飞动,如龙翔凤翥。”(《书法丛刊》总第79期《从传世书迹看岭南书风的演变》)当今书法评论有一顽疾,评论家本身严重缺乏书法实践,对评论对象又不作深入体察,只凭自己的文章需要而进行不负责任或缺少洞见的评说。透过此作迷人眼目的“乱花”一般的字形,我们看到的是单薄发飘的点画,气格卑微,味道盖寡,让人感受到的是虚张声势的豪放与超脱,以及书者内心的忐忑与空洞。
作小草,有高妙的技法大约就可以应付一番了;作大草,则需要有一腔强烈的真情的统帅,书者的气度和精神显得尤为重要。书者的气度和精神从何而来?来自植根于“泥土”的生命经历以及与山川土地、人民社稷相连的血脉关系。此种经历,北宋的苏东坡有,黄庭坚有。而白玉蟾是“神仙异人”,是御封的“真人”,他生活在“白云”中,他没有。
南宋小朝廷,在风雨飘摇中苟活偷安了一百五十多年。南宋时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虽然又都有所发展,但由于朝廷的暗弱,吏治腐败,小规模农民起义经常发生。在国际关系上,受尽了金国的侵扰和欺凌,尤其是大片国土的沦丧,一直是压积在人们心头的一块巨石,使国人倍感屈辱。南宋书坛,复古思潮的蔓延,其实也是人们自信心丧失后一种“偷安”心理的反映。南宋草书家除上面说到的这几位外,还有吴说、赵昚、张孝祥、赵孟坚、文天祥等。
吴说,生卒年不详。字傅朋,号练塘,人称吴紫溪。绍兴十四年除尚书郎,出知信州。

图131 吴说“游丝书”
吴说独创的“游丝书”(图131)颇负盛名。宋楼钥《攻媿集》说:“钱塘吴傅朋游丝字,前无古人。”清吴昇《大观录》云:“傅朋在南渡初,以书名为思陵所眷异。行体直逼虞永兴,娟秀大雅。正书出入杨羲和《内景经》,翩翩有逸致。游丝则自创一格,大约变中郎飞白法,如晴丝游空,全以笔尖运化。擅此艺者,傅朋之后无闻焉。”姜夔在《续书谱》中则提出相反看法:“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姜夔此处说得有些绝对,其实我们要反对的,不是草书中出现的数字、十数字的连绵,而是反对为“连绵”而“连绵”、为“游丝”而“游丝”、为“奇”而“奇”一类不顾草书审美特质的形式主义草书。吴说的游丝书,新奇是新奇,但并不可贵。其外形让人联想起唐太宗所批评的“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软弱而无骨,不具有高品位艺术价值。高宗赵构把它归于杂书类中,或已可见出褒贬。
草书《私门帖》(图132),展示的是正常状态下吴说的草书风貌。他由孙过庭而至王羲之,用笔精巧严谨,时见刷笔意趣,惜无开张之态,笔致内涵也不够丰富,格局偏小。

图132 吴说《私门帖》
宋孝宗赵昚(1127—1194),字元永。宋太祖七世孙,高宗嗣子。即位之际尚图收复北地,符离一败后即向金乞和。草书《后赤壁赋》(图133),明俞贞木跋曰:“宣和宸翰多遒劲,而此卷结体犹秀润,盖非寻常草书挥洒者。”此卷为以泥金书于绢素之上,有唐人风味,循规蹈矩,颇见功力。“书不变化,匪足语神也。”(项穆《书法雅言》)此作其实平平而已。

图133 赵昚《后赤壁赋》
历史很有意思,像是在轮回地放着几个相同的故事片。唐朝在走向颓势时,出了高闲和杨凝式,虽不能与张旭、颜真卿、怀素同日而语,但毕竟还能让人稍稍振作起精神。南宋在奄奄一息之时,草书界也回光返照,出现了张孝祥和赵孟坚,他们的书作,颇有几分英雄气概。
张孝祥(1133—1170,也作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文章过人,词风豪放。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以为秘书正字,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集英殿修撰,后兼都督府参赞,领建康留守。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
《柴沟帖》(图134),宋曹勋《松隐集》评曰:“安国此字,尤为清劲。如枯松折枝,架雪凌霜,趋然自放于笔墨之外。”刚、真、猛、放、劲是此作的特点。这样的书风,放在南宋,特别的耀眼。

图134 张孝祥《柴沟帖》
赵孟坚(1199— ?),字子固,号彝斋居士。湖州人。宋代宗室。宋太祖十一世孙。宝庆二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严州守。无意仕进,寄情书画。
《脏腑药帖》(图135),宗法“二王”而能任性自运,揖让顾盼,自然挥洒中见出飞动之神彩。其《论书法》中有语曰:“要之晋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严中,萧散为胜耳。”此帖可证此论。

图135 赵孟坚《脏腑药帖》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又字履吉,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20岁举进士,理宗亲拔第一。历知瑞、赣等州,咸淳中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是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末年的主政重臣和抗元名将。景炎二年,以同都督出江西,多复州县,嗣为元兵所败。次年于五坡岭被执。元将诱降不从,至燕,不屈而死。
《木鸡集序》(图136)如轻云寒树,清疏挺竦,姿致淡远;如似梦飞花,愁人细雨。

图136 文天祥《木鸡集序》
《谢昌元座右铭辞卷》(图137),字多欹侧,用笔不苟,可惜的是劲力始终不曾充沛饱满。“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者一字已见其心”(张怀瓘《文字论》),作为主政重臣和抗元名将,而笔下如此轻飘恍惚,国家之运命也就可想而知了。“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胡应麟《诗薮》)

图137 文天祥《谢昌元座右铭辞卷》
南宋复古崇古之风蔓延,但他们笔下的“古法”已远非唐代的“古法”,轻松写意,大多已为书家个人情调所化。同时,少渊博的内涵,无真正的豪放气度,骨力欠厚劲,如虫吟草间,气局不伸,这也是南宋草书留给我们的印象。
要之,宋朝是一个由文人唱主角的宋朝,无论是保守的还是革新抑或急进的,宋代的草书家们无不自由地用草书书写着他们自己的意、情、趣、韵。从这一精神层面上来看,宋代真是一个让草书家们倍感写意的时代。
宋代关于草书的论述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
1. 书家心理、草书艺术、自然造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论张旭说:“主荒政庞,不见抽擢,栖迟卑冗,壮猷伟气,一寓于毫牍间……手与神运,艺从心得,无以加于此矣。又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呜呼!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或云君授法于陆柬之,尝见公出,担夫争路,而入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后观公孙舞西河剑器而得其神,由是笔迹大进。盖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族,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朱长文认为,张旭的草书之所以能成为神品,共有三种原因:一是由于张旭的草书写的是自己的“意”,把生活中的一腔不平和壮猷伟气都寓于笔墨之中;二是张旭不贪恋富贵而改志,以书终其身;三是能触物而悟草书,达到心与万物与草书相通达的境界。
黄庭坚《论书》中有一自述:“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好一个“似得江山之助”,人、书、自然三者已一体矣。
雷太简的《江声帖》所述之事理与黄庭坚同。他说:“近刺杭州,昼卧郡阁,因闻平羌江瀑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趹,掀搕高下,蹶逐奔走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笔下矣!”
苏东坡对雷太简的说法不太相信,他说:“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苏轼《苏轼文集》)雷、文的说法是有可能的,苏轼悟草,往往是心悟、静悟,得的是草书的理、趣、韵,均属“意”的范畴,可感而不可见。而雷、文悟到的是草书的势与形,可感可见,与拳法中模仿动物的争斗其理相同。再说张旭之悟与雷、文之悟又有什么两样呢?凭什么张之悟是“容有是理”,而雷、文之悟是“殆谬”呢?
2. 对韵和趣的追求
盛唐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到晚唐和北宋时转换成了对人的心境和意绪的关注,宋词、宋瓷和宋代的山水画都表现出了对韵味、意境、情趣的讲究,草书艺术也同样如此。
苏轼《评书》谓张旭:“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
黄庭坚主张书法要有韵味。他曾把右军父子草书比作文章,他说大令草书似庄周,右军似左氏。而大令草书为神品,右军草书只能入能品。庄周文章纵横恣肆、想象丰富、机智幽默、辞藻瑰奇;左氏文章则委婉曲折,有条不紊、简洁生动。于此可见黄庭坚的审美趣味。他还说:“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又说:“余学草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颠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扭捏容止,强作态度耳。”(均见黄庭坚《山谷论书》)黄庭坚两论,由人及书,提倡韵致和作草时的随意自然。草书有此两点,技法规范该少论甚至是可以不论。
赵孟坚非常推重晋人风韵,他在《论书法》中说:“晋贤草体,虚淡萧散,此为至妙……要之晋之妙不在此,法度端严中,萧散为胜耳。”
3. 对草书技法的探讨
草书最适宜表现人之“意”,所以尚意的宋代人对怎样写好草书的探讨很多,几乎每一个书论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欧阳修要求自己单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他告诉自己说:“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名。”(欧阳修《试笔》)他要求自己学草书一定要学好楷书的观点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张旭同时精于楷书的例子也一再被人提及。赵构《翰墨志》说:“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黄庭坚也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
还有具体到用笔的,如姜夔《续书谱》云:“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另姜夔《续书谱》中有《草书》一节,其中对笔法的阐释,特别精彩:“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大抵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有无锋,有承接上文,有牵引下字,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横斜曲直,钩环盘纡,皆以势为主……”
苏轼谓:“草书难于严重。”(苏轼《论书》)黄庭坚谓:“草法欲左规右矩,此古人妙处也。”(黄庭坚《山谷论书》)语虽简,却都道出了欲使草书生动的奥秘。
4. 作草时的状态
苏轼推崇作草时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他写僧了性作草书的情景说:“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又说自己:“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苏轼《苏轼文集》)人醉后,理性退位,横梗在心中的世俗欲念消失,人之“本真”无意识地显现,此时作草最佳。但大醉酩酊则恐亦不佳。
黄庭坚提倡的又是如何一种状态呢?他在《山谷论书》中说:“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幼安然吾言乎?”真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以无为有,以无法为法。
再看蔡襄又是如何样的:“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看来蔡襄作草时是时时关注“艺术效果”的。
比较苏、黄、蔡三人,黄入禅境,排第一;苏须酒才能忘我,排第二;蔡念念不忘形质,故排第三。
这里还须一提的是宋代的造纸业。宋代的造纸业在量和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地方分别采用竹子、大麻、橝、楮和木棉等不同原料生产不同质地的纸张。为书家以书写意提供了优良的物质支持。南宋时,江浙纸质厚色白,蜀纸质细而重,皖纸轻薄,建阳多自然色竹纸。当时印书所用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有些书画家,还开始定制多种特别精致的纸和笺札,北宋已有双色套印的印花笺,南宋的色笺更为精致,有红、紫、褐、黄、碧等色,以红色笺最为流行。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张孝祥、范成大等人的书札,就多是用红色笺写成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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