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林散之的人格魅力及书艺历程
(此文应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约请所写,载入《南京书法研究论文集》;另发表于2006年9月《南通大学学报》)
摘 要:林散之是一位饱学的诗人,也是一位重情、淡泊、耿直、幽默、自信、悲悯的书法家。他的人品与艺品相互影响,彼此生发,林散之魅力人格影响乃至决定了他的艺术品格,而其人格也在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中得到完善和升华。林散之书法艺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熟,七十年代达到高潮,八十年代转静,最终至涅槃境界。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感受到的艺术境界均在十多年后才真正达到,狂草却始终未能狂至极至。
关键词:林散之;书法艺术;人格魅力
在小九华山南麓林散之与夫人合葬墓前的墓碑上,刻着“诗人林散之暨妻盛德粹合葬”12个大字,碑文为散之老人亲笔所书。林散之的草书天下独绝,被称为“草圣”,但他却自称诗人。我的理解是:老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在看诗和作诗上,对诗的感情远过字画”(1);“诗人”一词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崇高的称呼,包含着情操高尚、爱国、正直、悲悯等等内涵。清代袁枚讲:“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牍,乃非诗人矣。”这里就把“诗人”一词与“人格”放在一起,而与写作隔离开来。傅雷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傅聪:先做人,然后做艺术家,然后做音乐家,然后再做钢琴家。“诗人”一词的这一特指就与傅雷“先做人”中的“人”的特指相一致。林散之则说得更为明白,他曾与人言:“我作诗七十多年,成诗近三千首,若问平生得意句,还是诗外无字诗,即拒绝贿赂,忍辱负重修江堤一事,觉得比美文字更值得珍惜。读诗人著作时,不要忘记他无文字的著作——即他的行为!”(2)在他的心里,“诗人”就是有气概、有风度、行为高尚的人。
一个艺术家,“人品”虽不能完全决定“艺品”,但其艺术作品所产生的魅力,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专业上所达到的高度或深度,而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因此我们现在来重温一下散之老人的人格魅力,就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林散之首先是个饱学的诗人。
林散之从青少年时代即开始学习作诗,即使在书画出名后,他花在读诗写诗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用在书画上的时间,用他夫人的话就是:“一天到晚就晓得哼诗!”他早年的《古棠三痴生拙稿》收习作诗词117首,《江上诗存》收录其自1928年至1980年所作诗1985首,词20首,再加上晚年被偷走的几百首诗,一生成诗近三千首,他的诗歌创作不可谓不丰。这是量,而其质,启功老人在《江上诗存·序》中是这样评价的:“伏读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高二适称其:“功力之深,非胸中有万卷书,不能如是挥洒自如。”博学、饱学、学通、学透,使得林散之一生之中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之下,都能存一“真”字,存一“淡”字,使得他的诗书画具有历史的厚度和学术的高度,三者相互生发相互鼓涌,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
林散之是个重于情、深于情的人。
林散之与夫人的感情,可谓终生弥笃。1966年,盛夫人因患胃癌辞世,老人悲恸万分,顿时双耳失聪。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常常触物思人,触景生悲。发于笔墨,以诗志哀。其中《忏悔诗九首》,尤其催人泪下,第三首写道:“岂忍丧门忆镜奁,凄凉曾照鬓纤纤。身残只为劳儿女,力竭皆因累米盐。辛苦寒灯终岁活,吉凶画阁一时占。频年补衲知多少,线线堪怜到指尖。” (3)他与少年时代的朋友,贫贱终生的邵子退也是感情深厚。1983年,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与南京电视台合作拍摄电视艺术片《林散之》时,老人就一定要到乌江老家拍一个他和邵子退在一起的镜头。此时的林老已名震天下,而邵子退却是贫病交加。邵子退谢世后,林老为亡友的诗稿作了认真的校订,刻印成册时,又题了签,并将悼亡诗《哀子退》重新书写印在亡友诗稿中,落款“散耳泣题”。
在老人的诗作中,还有许多思念女儿、故友新知的诗,均深情款款,血肉如触,令人动容。他写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诗就达11首之多。即使是一些凭吊故人的诗,如《祝陵八首》、《真娘墓六首》,也是情感丰沛,排闼而来。若非深于情者,焉能如此!

四时读书乐 1921年 林散之 书
林散之是个耿直无畏的汉子。
1931年,三十出头的林散之从上海回到家乡,家乡正遇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不理睬县里主管救灾官员的索贿,步行去南京找救灾委员会的会长宋子京,领回救灾面粉,又顶住当地乡长等人的不良企图,把面粉发放到百姓手中。1953年,江浦旱情严重,县领导怕担风险,不同意挖开江堤放水浇灌农田。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县农田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的他,竟敢在县委书记面前大发其火,说:“江水一定要立即放,要是出事,杀我的头”,从而促成县委开会作出折衷决议,使得整个江浦圩区取得了好收成。一腔热血,冲冠一怒,不计后果。老人不是不关心政治的人,他只是淡于个人的“爵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设想假如让他为官,保不定是板桥第二。为民而不为己,这就是真正值得称誉的林散之的耿直与无畏。
林散之淡泊、达观而又执着,充满智慧。
林散之淡泊名利,达观地处世待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宠辱不惊的苏东坡。当年这位苏大才子谪居黄州,不得越雷池一步,他写了一篇名为《临皋闲题》的散文,全文不足百字,文曰:“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子,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4)何等的潇洒脱俗、超然达观,林老有一事,与此相仿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老夫人新故,他一人无法在南京生活,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流浪生涯。他先至扬州二女荇若处。荇若的住宅是两间很小的瓦房,原是资本家的马厩。如此的境况,一般人会消沉不已、牢骚满腹,他却容膝即安。他在《荇庐雨居二首》中写道:“新雨氵邑 秋晨,寒绿荣庭木。旷哉方寸怀,怡怡生小屋。小屋如渔舟,尚容五六人。以视江上堂,只少千竿竹。……人生贵自得,随分宜知足。见小始为明,能安即是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各有原,大半在多欲。……”(3)有时兴趣来了,他还偷着画画。有次下雨,屋内漏雨,外孙女为其撑伞,“他笑道:‘不要伞了,让画上添几点屋漏痕。’画成,题了一首诗‘雨中云树有无间,别后相思认旧鬟。一点心灵忘未了,闭门偷写皖南山。’”(1)
1972年冬,林散之书法在北京受到极高评价的消息传至南京,南京艺术学院的军宣队想把在江上草堂闲散着的林散之“挖”到南艺,准备办一个书法教学班,由林主其事。他却对此并不“热衷”,在南京只住了一月余即回老家乌江。当时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在乌江,他与邵子退日相往还,沉浸在诗书画创作的快乐之中,仿佛根本不知世界上还有“功名”两字,也根本不知道那“两字”于他已唾手可得。真是一个“傻”得可爱的老头。也许他已参透“名利”是艺术创作的“癌细胞”。他在《赠王生香琴师》一诗中写道:“我不善弹琴,亦知琴中意。虽从十指求,不专十指事。会心不在远,此道有孤诣。更得书卷情,养吾浩然气……要皆旷代才,各以琴为奇。非如后世人,胸多万斛累。官商事征逐,徒为衣食计。所以百世下,无从觅奇异……”(3)
散之老人于名利是淡然,对物质的贫乏是坦然,对艺术却是执着不已。1977年,他作《病院杂诗十五首》,前有小序曰:“仆以病毒性感冒发高烧,昏沉不能语言,儿女都远隔,自分不救,唯念平生结习,不忍抛弃,念念吟哦不置……”其中有《绝句七首》,写尽其与书法艺术难解的情缘:“几夜昏沉神出舍,虚窗良夜乱纷纷。回环念绝平生字,腹上空留指爪痕。”“沉沉高热压头颅,笔力犹思大令书。我叹文皇有偏嗜,千秋饿隶自成诬。”(3)
林散之还有两文:《送章敬夫序》和《赠邵子退序》(2),谈文人于世的人生态度和如何读书,极有思辩性,真智者哲人之言。
为了艺术,为了生活,林散之果断、勇敢与坚强。这一人格特点可从四件事中得到证明。
1929年,年仅32岁的林散之经张栗庵先生点拨,毅然辞去教职,到上海向黄宾虹学山水。
1931年,母、妻、子女生活极其困难,他又毅然从上海回到草堂,尽人子、人夫、人父的职责。
1934年,为师造化,他孤身作万里之游,历时八个月,行程一万六千余里,经苏、皖、鲁、晋、豫、陕、川、湘、鄂九省,游嵩、华、终南、太白、峨嵋、庐山、岷江、三峡诸名山大川。那年他37岁。伊为《林散之先生年表》说他“自此觉胸中有蓬蓬勃勃之气,落笔有吞吐百川之势,艺事大进”。
1970年2月,年已古稀的林散之去乌江镇浴室洗澡,失脚跌人滚水锅中,烫伤面积达90%多,由于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感染严重,右手右臂严重伤残。为了能重新执笔,他请医生将烫伤后已粘结在一起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切开包扎。
作为大艺术家的林散之,日常生活中的他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居简出、埋头艺术、兴趣寡淡,他还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十分幽默诙谐的人。
散之老人爱好广泛,诗书画之外,他还习武刻印,爱看京剧、沪剧、扬剧、黄梅戏等各种戏。他年轻时规划建构江上草堂,表明他是一个很会过日子、过好日子、过富有情趣日子的聪明人。
新华社记者古平是林老的老熟人老朋友了,她有一篇题为《书翁和我开玩笑》的文章,文章中有两段文字,足见林老的幽默与赤子之心:“有一张照片上,我在写字向林老提问,而林老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写。这照片林老一边看一边抿着嘴笑。那笑容有点怪,不像平时的慈祥,倒有点像儿童的狡猾和天真。忽然,他提起笔来,要在照片的空白处题字。我当然很开心,眼睛紧紧盯着他的笔。不料他竟写出了‘古平教我写字’几个字,吓得我浑身冒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想我的脸上肯定是一副尴尬相,不然林老为什么会冲着我呵呵直笑呢。接着,他又选中一张照片,那是林老在写字,我在一旁傻笑。林老又提笔写道:‘古平笑我字写错了’。看到这里,我才来了灵感,恍然大悟,这是林老在和我开玩笑。我也情不自禁开怀大笑起来,确认眼前的这位八旬书翁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老顽童。” (5)
在林老的诗词中,也时见风趣幽默的句子,如《田原为余写作书图像,颇具神似,漫题短句博笑》一诗:“此老生的俏,此老画的妙。白眉垂过眼,瘪嘴向上翘。几枝破毛笔,一顶旧毡帽。宛如塞上翁,一见哈哈笑。”(3)再如《奉赠苏州范烟桥二首》今选录第二首:“声满东南岂一朝,千秋诗格夺龙标。笑将名字来相问,公是吴江第几桥?”(3)
艺术上的高度自信,是林散之人格中的又一亮点。
林散之在艺术上的自信,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青壮年时代,他的诗中,谈史、谈画、谈人生甘苦、抒发志向的较多,用典也大多用与诗相关的典,谈书法的很少,偶也有谈印的。1933年,他有一首名为《喜丁敬山来,却寄二首》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文字君能古,琴书我亦仙。疏狂同一醉,应不笑同年。”已见自信,只是气还不壮。到了老年阶段,他的诗则主要是感慨人生,用典也少了,谈书法的多了起来,很多是有关书法的感悟和对自己书作的自我肯定和赞许。如:“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觉更方。此语我曾不自吝,搅翻池水便钟王”(3);“独能画我胸中竹,岂肯随人脚后尘。既学古人又变古,天机流露出精神”(3);“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3)。足见他晚年悟道得道之后的自信,只想与古人一较高下了。
总观林散之的人生历程,自始至终,或明或暗地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即如何通过读书写诗创作书画来完善自己这一个社会中的小小个体,做一个求真爱国的人,做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凄迷春草血痕斑,乡里逃亡尚未还。四野于今多白骨,中原何处是青山?”(3)又如“闻说黄河里,决堤十里长。可怜百万姓,同日付沧浪。”(3)再如“长堤独坐看银波,大笑吟哦人民福。”(3)他也写过振聋发聩的吊古诗,如“男儿读书不读律,致使富强羞无术”(3);“斩子竟何用,国魂唤不回。”(3)他曾一再强调做高尚的人的重要:“搞艺术是为了做学人,学做人。”“做学人,其目的在于运用和利人。”“做学人还是为了做真人。”(6)
他在《江上诗存·自序》开篇即说:“诗,性情而已。诗言志,志即性情之所寄托,而进修之所遵守也。于功力,于风格,于境界,又技之进也。无性情,不足以言诗;无志,更不足以言性情。”他的“志”即是做一个“真人”、“真诗人”,而这个“志”是他通过对“诗书画”的不倦追求而落到了实处;这个“志”,也正是他艺术作品的灵魂之所在。
林散之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和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分不开的,或者可以说是他高尚独特的人格影响决定了他独特高尚的书风。他是个饱学的诗人,所以他能迅速领悟艺术之真谛,所以他的书作书卷气郁郁芊芊;他重情,所以他的书作亲切、纯洁,文采斐然;他淡泊达观,所以他的书作脱尽尘俗、圆融通透;他果断勇敢坚强,所以他能百折不回,终至大成;他幽默有情趣,所以他的书作活泼有趣味;他自信,所以他能入古出今,戛戛独造;他悲悯爱国,所以他的书作能博大深刻、正气堂堂。
林散之的书法美学风格从年轻时期发展至晚年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一发展过程是一个充实、丰富、完善、升华的过程。林散之二十多岁时即打下了坚实的正书基础,我们可以从他1921年的《诗抄》(7),1926年的《山水类编序目》(7)等墨迹中得到印证。他于正书一道,由唐入魏,以魏为根基,触类旁通,通而化之,已有自家心得。1929年,他负笈上海,从黄宾虹学山水画,自此后其书法特别是行书亦受黄宾虹的影响。而且在笔法墨法尤其是墨法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把黄氏山水画的墨法亦融入书法创作中,1932年创作的自作诗《草阁》(7)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
1934年,林散之孤身作万里之游,自此后几年,其书法又有一大转变,其行书虽仍有黄宾虹痕迹,然自我意识已开始增多,初具自如潇洒的气象。草书如自作诗《海上杂感之一》(7)则开始摆脱黄氏模式,虽未做到“落笔有吞吐百川之势”,但确实已有“蓬蓬勃勃之气”。可以看出他师法自然造化和经过磨砺后的心志已开始进入他的艺术。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生的正书、行楷书,开始变得沉雄郁勃,行草书则已初步形成自家独特的风貌,得心应手、刚柔并济,能流也能留。这应该是其在书法艺术上追求不息,“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7)后,在作品的精、神、气诸方面皆有较大幅增强提高的结果。
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散之的书法迎来了第一次成熟期。其正书厚重劲炼、春花烂漫,如1965年所书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隶书拙朴如自作诗《罗江》,1963年书;或笔势翩翩仿佛大鹏展翅,如1965年所书毛泽东词《清平乐·会昌》。行书和草书风格已趋统一,草书更是仙风劲瘦,潇洒脱俗,“搅翻池水便钟王”(3)已非夸饰,如毛泽东词《采桑子·重阳》(7),1962年书。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林散之书作中,还出现了一些把行书笔意加入隶书中的“行隶”之作,也很为精彩,如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7)。自作诗《每从月夜》(7)中还有多字采用简化字写法(7),这些都是林散之用古老的书法艺术去反映时代精神的探索之作。
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林散之的书法艺术进入高潮期。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书作相比,点画结体气势更雄,如“叠石小山张水部,酒旗芳草杜司勋”联(7),书于1972年;笔法墨法章法均神出鬼没,气象宏大,藐视今古,如自作诗《太湖纪游之一》(7)、《王安石诗》(7),均书于1974年。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林散之曾作过两首著名的诗,题为《漫题二首论画》,诗云:“自攫神奇入画图,居心未肯作凡夫。希贤希圣希古今,无我无人无主奴。一点虚灵求不昧,几番妙相悟真如。自然天趣留多少,草绿山中认 刍。矫枉有时常过正,推陈何处得从新。狂花带醉仍浮力,客慧多才总垢因。眼底江山原不俗,天空景物本无尘。听他竹上潇潇雨,此种希声最耐人。”(3)这两首诗所言之境界,就其书作而言,只有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后期及八十年代初才真正达到。这也和他1934年万里壮游之后感受到的一腔浩然之气,到了十年之后才在作品中得到反映体现一样。其间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酵转换渗透融合过程。
上世纪70年代的林老草书,是其最为狂放的时期,但与历史上颠张醉素、祝枝山、徐渭相比,他还嫌文雅,还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狂草,倒是与王铎的状态相仿佛。林老一直是一个低调恬淡的人,在生活中似乎也一直处于一种“循规蹈矩”状态,从未放浪形骸或登高一呼万人响应地壮怀激烈过,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当是年龄的因素。狂草不仅仅是技法与境界,更重要的是要有胆魄和精力。对林老而言,此时技法与境界有余,而胆魄稍欠,精力与血气则有所不济了。真正的狂草林老应该是知道的,也许也是其渴望的,譬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已见狂气的《作书》一首即写于1973年至1975年之间。还有《书狂》一首,大约写于1977年,诗云:“盘马弯弓屈更张,刚柔吐纳力中藏。频年辛苦真无奈,笔未狂时我已狂。”(3)心狂笔却未狂,与陆游晚年梦想金戈铁马同有一种苍凉与无奈。再如写于1978年的《昏睡》:“昏昏沉沉欲上天,一觉酣眠数十年。醒时醉扫三千字,满纸涂鸦不值钱。”(3)都可以从中窥见一些消息。

不俗即仙骨 多情是佛心 1989年 林散之 书
我的感觉是,林老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有过希望自己的书作更为狂放直至狂到巅峰极则的念头的,但这次的念头不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那两次,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这次毕竟他已至暮年,“力有所不逮”,何况那种“念头”也不强烈和急迫,因此进入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他的书法迅速“静”了下来。“静”固然是高境界,但毕竟这一转变前似乎可以“扬得更高更险些”的,最好是“动极”之后再“静”,现在就让人稍稍觉得有些遗憾。这当然是我一厢情愿的“纯理论”式的理想化想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林散之的书法已可以和古人一比高下,但书写时仍有“着力”痕迹。只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字才在“复归平静”之后进入了圆融真如涅 境界,如《延年》(1)、“山花春世界,云水小神仙”联。其境界甚至超过了赵朴初评价的所谓“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7)也超越了他自评的“老来风格更天真”。大象无形,无法为至法,已臻空境,不见笔墨只见心灵,没有什么字,只有活脱脱一个已成佛成仙的林散之,而且还是不见仙佛真身,只有仙风与佛光。
当我们重温了散之老人的人格魅力,回顾了他在艺术道路上跋涉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唯有如此样的精彩的人,才会有如此样精彩的书法。人即字,字即人,人字合一。人格影响完善乃至决定了他的艺术品格,人格又通过对艺术的追求得到了完善和升华。扫视一下当今行为蜕变、人格市场化、蝇营狗苟的所谓“大师”、“大家”和“名家”们,我们不禁感慨万千。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越写越糙,越写越乏味,有的甚至已到了让人生厌的地步,已完全找不到早年的清纯与真诚,答案似乎已很明确。时间好比一面铁筛子,谁敢藐视它,它就簸了谁。长叹之余,还是以散之老人《江上诗存》中的最后一首诗作本文的结尾吧:
艰难千万里,
诗稿携满袖。
口口阿弥陀,
佛光照大地。
参考文献:
(1)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穴第三集?雪·林散之(Z).江苏文史资料第42辑(J).
(2)唐成.把生命溶人笔墨之中(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3)林散之.江上诗存(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4)李真瑜.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苏轼选注(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
(5)古平.往事如新——古平通讯散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6)林散之.林散之笔谈书法(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4.
(7)林散之.林散之书法选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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