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十六）

草 书 简 史

    劲   变（二）

——元代的草书艺术

 

康里巎巎（1295—1345），一名巎，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色目康里部人，康里为当时西北游牧民族部落。官至中书平章事，谥文忠。善真、行、草书，自云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辍笔。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他：“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元史》本传说其：“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

 

图147   康里巎巎《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康里巎巎的草书字形瘦长，俊逸矫健，如草原之狼。能于锐利中见委婉之致，纯净中见强悍之气，似典雅清逸，潇洒自如，实奇崛独出，冲出了赵孟书风之藩篱，独立于元代，也独立于书史。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指出，康里巎巎的书法是由王献之而来，又加入了米南宫笔意，神韵可爱。走这样一条出新之路，实在是一步险棋。图147为其草书《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图148为其草书《谪龙说》。可惜的是其草书面目较为单一，不如鲜于枢时出新面。

 

图148   康里巎巎《谪龙说》
 

陆居仁（？—1377？），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宅之，号巢松翁，又号松云野褐，瑁湖居士。泰定三年（1326）举人，隐居不仕，教授生徒以终。工诗，与杨维桢、钱惟善交厚，时称“三高士”。
 

陆居仁的草书用笔圆劲质实，结体大密大疏，时收时放，字形大小悬殊错落，善用渴笔而不浮泛。作草时喜出其不意地以极写意畅达之长笔画以抒其情，遇点画极少之字时不按常理作紧缩处理，反而喜欢夸大其形，空旷悠闲，但能见出紧凑，极富奇趣，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书风。图149为其草书《鲜于枢行书诗赞卷跋》。这种有意使疏者更疏，密者更密的造型布局，其为始作俑者。

 

图149   陆居仁《鲜于枢行书诗赞卷跋》
 

饶介（？—1367），字介之，号芥叟，别署醒樵、醒翁、华盖山著书者等。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官至翰林应奉，出佥江浙廉访司事，张士诚入吴后，任命饶介为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下平江，士诚败，饶介被俘，于南京伏诛。饶介博学有口才，家藏历代名碑法帖甚多。草书《蕉池积雪诗》（图150）自“二王”出，纵心奔放、圆劲畅朗，有纯绵裹铁之致，其狂放处，有张旭、怀素及赵佶狂草意趣，偶尔夹杂其中的行楷，多作颜体笔意，百味俱陈而又和谐天成。出入风雅，自成一格。此帖在用笔使转的先后顺序及走向上，多有一反常规之字，如“霜”、“媚”、“年”、“逃”、“不可”等字，见出其任情使性的个性，“新”光闪闪，又合情合理合法，让人叫绝不已。

 

图150   饶介《蕉池积雪诗》
 

元代还有一位和尚草书家，名唤溥光，字玄晖，号雪庵，俗姓李。大同人。赵孟荐之于朝，特封昭文馆大学士，赐号玄悟大师。善真、行、草，尤工大字。据说国朝禁匾，皆其所书。
 

草书《石头和尚草庵歌》卷（图151），以一副破败的形象打破我执，独具审美趣味。此书卷可能是以秃笔书就，或许是卷布代笔书成，笔触肥厚，劲健粗犷，颇有异趣。书卷中又时有数笔交缠在一起至不可分割者，古气浑融，有朦胧之美，是明代草书家王铎喜用的涨墨法的先声。

 

图151   溥光《石头和尚草庵歌》卷
 

溥光善写大字，有《雪庵字要》传世，中多谈大字的作法，又有《用布八法歌》、《捽襟五法歌》及《捽襟永字八法歌》等，所论多为书法中的“偏门”。
 

图152   张雨《登南峰绝顶诗轴》

 

在元代，与溥光一样崇尚“审丑”的书家还有张雨、杨维桢等。较为著名的“审丑”作品有张雨的行草《登南峰绝顶诗轴》（图152），杨维桢的行草《真镜庵募缘疏卷》、《张氏通波阡表》等。图153为杨维桢的草书《梦游海棠诗卷》，犹如武林高手连珠般撒出的独门暗器，铺天盖地而来，让人无法躲避。拗强清劲，豪放跌宕，奇怪百出，笔法字法“大坏”。放在当今仍可吓破俗人之胆，但在当时却颇多知音，于此也反映出元代书法思想的活跃和“无禁区”。杨维桢个性倔强，曾被人讥为“文妖”。《明史·本传》说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元代有一幅《扁舟傲睨图》（图154），画幅右下角有扁舟一叶，舟中一长者倚舷借靠众多画卷叠膝而坐，右肘凭几执羽毛扇，左侧置琴、小几、书函等。张雨、张翥、鲁葳等在上题诗作赞。此图当是杨维桢、倪云林、张雨等隐士“风流”生活的写照。溥光、杨维桢们继承了赵孟开创的“劲”的特点，又在赵氏之“劲雅”之外添了一个“奇”字，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他们两位的纯草书作品。
 

图153  杨维桢《梦游海棠诗卷》

 

图154  佚名《扁舟傲睨图》

 

汉及魏晋，即使是今草书家，如张芝、“二王”父子，也同时精能章草。由于章草在实际使用时不如今草来得方便，因此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到了元代，以赵孟为首的书家们要恢复被宋人破坏的古法，于是，在赵孟的率先垂范之下，出现了一批擅长章草的书家，如鲜于枢、邓文原、赵雍、康里巎巎、俞和、杨维桢等，章草遂得以复兴。

 

图155   邓文原《急就章》
 

元代章草，字法尚古，但用笔较皇象、索靖时代的章草要轻松自在。笔力瘦劲、体态灵秀、精美俏丽是元代章草的主要风貌。图155为邓文原所书《急就章》，图156为俞和《临张芝八月帖》。

 

图156   俞和《临张芝八月帖》

 

元末草书家张奎所作的章草《七律诗札》（图157），别开生面，他在章草里加入了比较多的今草因子，字形拉长，奇姿异态，纷至沓来，矫健古拙而又婉转多变，明初的章草书大家宋克应该从张奎处得到不少启发。

 

图157   张奎《七律诗札》

 

除上述十数位草书家外，元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草书家还有边武、吴志淳（图158）、虞集、李诇、钱良佑、钱逵、小云石海涯、陈绎曾、邵亨贞、卢熊、姚玭、方从义、邹伟、张斌、章弼、释守仁等。
 

图158   吴志淳《墨法四首书札》

 

不足百年的元代草书，不同于北宋的雄阔，也不同于南宋的秀丽工致，以劲、变为特色，至末也不少衰。草书家们一改以往师法多家、自然形成风格的做法，积极地在草书中贯彻“自我”意识，在求新求奇甚至求怪的书作中倾泻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追求“有我之境”。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出于书家自我意识的觉醒，毋宁说是由社会的剧变所带来。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儒士在元代地位的问题，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撩开元代草书劲变特色形成的面纱。“九儒十丐”的说法，出于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由于有人认为科举取士流弊很多，朝廷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选拔官员，所以延续了数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就不了了之。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决定恢复科举考试，并在延祐年间举行了第一次考试。但从第一次考试到元末的五十多年里，考试总共才举行过九次，中间还停科两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余人，只占当时文职官员的百分之四。在这些录取的人中，汉人和南人只各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且按元世祖定下的规矩，南人即使考中进士，也不能为御史、宪司官、尚书，所得者均为“芝麻官”。因此当时有人感叹道：“天下治平之时，各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张毅《大漠来风》）元代虽然不像唐宋时期重用文士，但在思想文化方面，没有钳制，很为自由。那些失去了做官机会的儒士有的沦落于社会下层，有些人便干脆放弃了“入仕”的梦想，把时间、精力和思想情感倾注到文学艺术上。书法，尤其是草书，便是他们借以寄托的一种。强烈的思变意识和强烈的“有我”意识，正是他们不平之鸣的一种特殊表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