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三十一）

草 书 创 作 论

情天恨海出奇章（上）

——小析章草《神乌传》

 

“玛丽莲·梦露的标志是性感，巴黎最大的卖点是浪漫，驾驶宝马要的就是乐趣，星巴克生产最好喝的咖啡，苹果电脑、IPAD就是那么酷，仔细想想，针对每个对象，我们可能都只有一个最深的印象，这个印象浓缩成一个概念，最终成为我们对此的完全认识。”（德文《“定位之父”特劳特，揭密企业“如何赢”！》2011年1月19日《中华读书报》）在书法史上，对于《兰亭序》最深的记忆是为唐太宗陪葬，魏晋残纸饱受青睐是因为我们通过它们能看到晋人书写的笔触和情状，颜真卿的楷书以巍峨为主要特征，怀素《自叙帖》是越写越狂，八大山人的草书圆头秃脑，齐白石的篆刻单刀雄阔，黄牧甫是光洁，吴让之是婀娜，西汉末年的章草《神乌传》是书文并茂。

 

1993年，章草《神乌传》出土于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高坡岭上的西汉晚期墓葬。《神乌传》写在21枚竹简上，每枚长约23.5厘米，宽约0.9厘米，厚约0.3厘米，全篇共640余字，文风类似庄子，想象丰富，机智敏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神乌传》通篇采用拟人化的写法，叙述雌乌为保护乌巢，与盗鸟相斗而受伤，后与雄鸟诀别的故事。赋文夹叙夹议，情感真切深挚，情节跌落起伏，音节铿锵有力，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妙，是一篇精彩动人的汉赋小品。文章虽然写鸟，实质是写人。据1997年第4期《书法丛刊》介绍，出土章草《神乌传》的“墓的主人是西汉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东海郡功曹史师饶。他当时在郡中有突出的政治、经济权力，有较好的文化素养”。

 

汉元帝时，西汉王朝已是险象环生，达官权贵纷纷争夺土地，农民在“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的情形下，贱卖土地，最后穷得只好沦为盗贼。到西汉成帝时，王朝彻底走上了崩溃之路，外戚王氏控制政权，朝廷中重要的官吏和许多地方要员，都出于王氏门下。那时外戚的贪贿十分惊人，大片大片的草田和农民开垦的熟田均在他们的强占之列。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千万者少’；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的官僚也依仗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二千余顷，贤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西汉元延三年，正是成帝之末，东海郡功曹史师饶正生活在那个时期，《神乌传》中叙述的亡乌遇盗的故事正好又与那一时期权贵对土地的巧取豪夺相合，因此，说此赋是影射强占土地的权贵为盗鸟也无不可。此赋文字作者是谁，书写者为谁，现不得而知，而此赋为墓主如此喜爱并以此殉葬，推想赋中的故事当与墓主有某种关系。我们设想，有三种可能：一是墓主既是文字作者又是书写者，或是其中之一；二是此赋说出了墓主的心声，墓主目睹社会现状颇为不满，以至愤懑，此赋正好道其所欲道；三是墓主本人的遭遇也如赋中的亡乌夫妇，他的土地财产也曾为更大的官僚豪强所贪墨。

 

由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主持门客所编的《淮南子》，在论述创作中发挥自己精神主体作用的问题上有一见解：“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淮南子·汜论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汉代书迹，其中情感成分突出的，起因大多或是书写者为笔情墨趣所陶醉，或因一时之心境畅郁内心激荡而借笔墨来抒发，或纯因审美所致。如我们曾经说到的那些纪年简、兵器簿、千字文以及汉末张芝的草书等。书写长篇诗赋，书写风格与旋律节奏能与文学内容密切统一的在汉代较为少见。可以说，《神乌传》是一件十分典型和成功的，实践并体现了《淮南子》“中有本主”、“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的章草巨作。

 

图300、301

 

主导着章草《神乌传》美感意蕴的，自始至终是一股浓烈的、鲜活的人间之情。《神乌传》开头几句的文字内容是：“惟此三月，春气始阳，众鸟皆昌，蛰虫彷徨。”（图300），竹简上此数句，写得墨饱笔畅，轻快滋润，春风拂拂，笔势翩翩。圆润的线条，大小错落相间的布局，让人读出了书者对自然生命的脉脉深情。“蛰虫”两字，尤加奇曲多姿，彰显出生命的多彩与美好。此数句与后面纷至沓来的粗、重、断、碎的笔触，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于此是一厢情愿的谬赞，但我认为此分析完全符合李泽厚先生“情本体”的理论。《神乌传》的书写，肯定不同于我们如今的书法创作。作者深爱此赋，此作是其在情不能已时的抒发和倾吐。如今赋予书法的条条框框，在《神乌传》的书写者心里，根本不会存在。那些自以为是、教条化的经验、技法、规范，好比大卖场里的服装，好看、简单、管用，但谁都可以穿，缺少独一性。真艺术，必定是独一的。那么书者是如何在情的驭使下演绎接下来的篇章的呢？

 

图302、303、304
 

“蠉（？）蜚之类，乌最可贵”，笔锋一转，引出此赋的主人公—乌。接下来是一段叙述性语言，笔致较为理性，但理性之中，仍时现起伏，表现出书写者十分敏感的心理特质。当书至“乌最可爱”时，笔速略快，“可”字还作抒情的长撇，这种写法在章草中不多见。待写至“一乌被殃”时，“一”字笔触最重，独立于一片空阔之中，“乌被殃”三字，靠得极紧，表达出书者哀伤纠结的心理（图301）。待说到府官仁恩时，“孔隆”、“泽及”四字点画表现为丰腴敦厚（图302），明显与书写其他语句的字形有所区别。写草书，最忌没有起伏，平铺直叙，也怕不自然的着意疏密分布，因为其中没有天趣流动。清代王澍在《论书剩语》中说：“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已。”这里“智力”的意思大概如“人力”，泛指谋划安排和技巧等。大巧若拙，如何解？“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生奇，归于大巧若拙而已。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为如何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傅山《霜红龛全集》）就此作而言，我以为就是直抒胸臆式的或不讲技巧的直率的真情表达。正因为《神乌传》的文学内容深深地感动了书者，书者在丰富洋溢的情感引导下，笔随情转，境由心生，“无间心手，忘怀楷则”（孙过庭《书谱》），才写出了丰富多变、自然天成的草书《神乌传》。

 

图305、306
 

因怕被野兽强夺，辛苦筑巢的乌夫妇用棘把巢围起来，尽管如此，厄运还是降临了。写至“为狸狌得，因树以棘”等语时，一改理性的风度，似有一种郁闷之气、不祥之兆撞击他的笔头，于是点画线条、结体变得断续、零乱而又急促（图303）。故事开始进入第一个高潮。盗鸟乘亡乌夫妇外出寻找筑巢的材料时，竟然来偷盗，正好被亡乌（雌鸟）撞见。“道与相遇”（图304）中的“道与”两字，尤其是“与”字，如亮出的兵刃，字形硕大，线条劲健如满月之弓，最后重重的一长点，干净利落，满蓄愤怒。接下来是写亡乌对盗鸟行为的愤慨，行笔急速，有时作大字重笔，仿佛怒喝，如“忽然如故”的“忽”作横向撑满，“故”作纵向取势，几成上下结构（图305）；“但行盗人”的“但”与“人”的粗重之笔，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图306）。有时字小笔碎，如语速急促，如“吾自取材，于彼深莱”（图307）。更为有趣的是“毛羽堕落”数字（图308），不知是岁月造成的巧合，还是当时即如此，作淡墨，书风作飘逸状，颇有画意。值得注意的还有“岂不怠哉”四字（图309），书写速度突然放慢，一笔一顿，笔笔沉着劲利，仿佛亡乌的声声怒喝。

 

图307、308、309
 

分析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神乌传》的书写者，在书写时是完完全全地进入了情境的。“剧中”亡乌的遭遇，深深地刻画在书写者的心上，所以他的书写节奏，字法章法，均由心中之情来调摄。情的变化有多大，字的变化就有多大。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心灵则是情感的发源，此作草法缘情而生，故实质只是回归了书道之本源而已。“愤于志，积于内，”盈而为笔墨，和之于人心。由此我们联想到颜真卿的《祭侄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该作尤其到尾部时，顿挫郁屈，似凌乱不堪，正是颜真卿当时如麻心绪的反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