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草书研究与创作（三十二）

草 书 创 作 论

情天恨海出奇章（下）

——小析章草《神乌传》

面对亡乌的斥责，盗鸟不服，这就激起了亡乌更大的愤怒。开始，亡乌还强压怒火，晓之于理。表现在书作上，点画变得更加沉重粗拙，字距更紧，有的字甚至作更为简便的楷书的写法，如“贪鄙”、“刚纪”等字，同时神奇壮伟之笔和神奇纵逸之字如疾风暴雨，密集而至，如“有”、“分”、“为”、“士”、“远”、“返”、“过”等字，形成了此作第一次情感的高潮。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一段文字，没有一笔作飞动之姿，即使细曲之笔，也坚韧如百炼之钢，如“尚”、“为”、“惑”、“过”等字（图310）。我们说草书表情达意的能力，一点也不亚于文学，可以此为证。这是一段精彩的乐章，足以让欣赏者感受到注入了充沛激情后的古老的章草艺术，可以焕发出回肠荡气的神奇魅力。盗鸟面对亡乌的劝导，反作狡辩，实质上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空虚。此段书迹，在字法章法上是字形紧缩，字距拉空，反应出书者对盗鸟的不屑（图311）。面对盗鸟的强盗逻辑，亡乌终于沸然大怒，准备起而攻之，于是先下最后通牒。这一段文字描述的是亡乌张目扬眉，奋翼伸颈的情状，因此出现的是急促肥扁的字形，警告的语言，摇摆幅度增强，张扬、舒展，尤其是“薄”、“汝”、“走”、“尚”等字，笔势纵荡，相信书者此时也已怒不可遏，也在为亡乌使劲鼓气（图312）。祝允明曾说：“情之喜怒哀乐，多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疏，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气之清和、肃壮、奇丽、古淡，互有出入。”（季伏昆编著《中国书论辑要》）从祝允明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草字是应该像人一样有情感，有表情的。决定草字之种种变化的，是一个“情”字。爱，是情；恨，也是情。章草《神乌传》的前半部分，是用圆转、飞扬、轻快的笔调来表示怜爱与喜欢；以重、粗、拙、急促的笔势来表示愤怒；以结体的紧缩和布局的空疏相合相衬代表不屑。

图310、311
 

亡乌不惜用生命来与盗鸟相搏，但盗鸟实在太强大了，亡乌被创后又被缚于树，且愈挣扎缚之愈固。雄乌回来后，欲救而不能，伤心欲绝。从这里到最后，篇幅几近全部的一半，书者仿佛中间没有喘过一口气，一直保持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情绪，在缭绕着悲凉与愤懑的气氛中完成了此作后半部的书写。狼藉、险怪、短促、简略、扭曲、绵密而又略显零乱，数味杂陈。钟嵘《诗品》中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此两点，也正可以用来描述此作。《神乌传》后半部分大体是以短促的用笔，疏险的结体，以状哀痛，形简而意无穷，而且似乎非此“陋相”而不能状其“情深”，如“毋听后母”、“愁苦孤子”、“毋信谗言”、“惧惶向论”、“涕泣纵横”、“长叹泰息”、“毋所告诉”等。又以粗重夸张之笔，表示愤怒，如“盗反得免”、“踯躅徘徊”、“何况人乎”等（图313）。

图312
 

欣赏章草《神乌传》，就像看一部多幕剧，一唱三叹，感人至深。一个个草字，简直就是演员们晃动的身影和声情并茂的表述。随着剧情，我们微笑、愤怒、叹息、涕泣，这就是“活的草书”，这才是感人的艺术，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人们的心里。
 

图313

这是一件像人一样鲜活的作品（伟大的作品都有此特点），其本源在于始终有一股至情至性的人的情感在里面流动。按照柏拉图、康德的三分法，理性生发哲学，情感生发艺术，意志生发伦理。情感与艺术的关系由此可见。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都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人内在的自然化欲望，这种自然化欲望也就是渴望回到原初，回到本真，厌弃做作、机巧、伪饰，回到真实的喜、怒、哀、乐、眷恋和了悟等等。说白了，就是回到自然的真实的天性的情感氛围中。章草《神乌传》，诞生于西汉末年，从草书艺术发展史这一角度来看，它属于草书的初始状态，尚处于“辟我草莱”的探索阶段，一位西汉末年的书写者，他是不可能有多少草书创作的理论支撑的，因此他的创作，更多的只是一种出自本能的情感表达的需要。章草《神乌传》以“情”通贯了一切，使“情”成为法中之法，法上之法。这种看似无意的“直达”，正抓住了艺术创作的本质，故而能情天恨海出奇章，这一案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一种文化，当它成熟之后，就开始趋向保守，草书艺术也不例外。明末清初以后，甚至至今都未再出现过堪与魏晋、唐、宋、明相比肩的大草书家。草书的技法越来越成熟，艺术水平却越来越低下，草书艺术一直处于日渐式微的状态。缺乏个性，缺乏真性情和正大气象，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改变的途径只有一条：从质朴的健康的社会生活中汲取情感和营养，作为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一个人是一个世界，即使是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人的心里引发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我们的出路，就是在创作时必得尊重我们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不劳外求，养吾浩然之气，治吾悲悯情怀。我们要寻找的，一切原来就已存在于我们的自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