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辣子 | 印象杨谔（2016）

（本文刊于2016年12月《江海晚报》）

最近得杨谔一书，《城外笔谈》，内录杨谔近作100篇。每篇作品都在千字左右，很适合碎片化的阅读时代。

读杨谔的书，是经常要大笑出声的。

第一次见到杨谔，应该是在2014年隆冬的某次文代会。会后，南通市作协老主席、诗人冯新民先生宴请部分与会代表，一进包间，便见冯主席的身旁坐着一个浑身圆圆滚滚的胖子，一张大嘴迅疾地开开合合，两条眉毛一上一下舞得正欢。

同去的人悄悄告诉我，这个胖子不是一般的胖子。因为他三栖于作协、书协与评协。

顿时觉得那两条眉毛飞得名正言顺。

结果，那顿饭我就只记得杨谔了：杨谔在细说自己做小学教师时的奇闻轶事；杨谔在慨叹自己辞职下海后的酸甜苦辣；杨谔在反思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诸般际遇。

那日的杨谔，活脱脱一个话唠。

满座的搞文学研究的大学教授、报社的名编名记，还有很牛掰的写小说的写散文的搞编剧的，一个个都敛声屏气地听杨谔胡侃。

可见，杨谔在书中说自己“气场强大”，倒也不是在吹牛。

不过，这个“气场强大”的人，却有一个“天敌”。在《书扇》一文中，杨谔狠狠地涮了自己一把：

记忆中，20多年来，女儿对我学书成绩的肯定只有两次。

一次是2013年的元旦。那天我在中心美术馆办个展。她也“出了场”，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与我有关的活动。那天下午我刚到家正想去厨房喝水，她闻声从“闺房”里踱了出来：

“杨谔你站住，我有话对你说。”

我赶紧站住，与她相对立于厨房门口。她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颇为悠然地说：“我只说三句话。你今天的展览还不错；看展览时梁叔叔把我叫到一边，对你的艺术评价很多，这你就别问了；有的作品估计你将来再也创作不出了，所以人家给再多的钱也别卖。”

我受宠若惊，差点要学韦小宝说：“皇上圣恩浩荡。

第二次弱弱的肯定就发生在不久前。那天她看到我写的一张小楷横幅，说：“这张有点意思，给我也来一张吧，挂我宿舍。大小嘛裱好后行李箱里要好放，因为后面几年我要搬好几次宿舍，要楷书，字大小不管，草书不要。”

一个被藐视了20多年的父亲，突然被如此“看重”，接下来的情形可以想象。

《城外笔谈》里，隐匿着另一个杨谔。或者说，《城外笔谈》里的杨谔，较之于我对杨谔浮光掠影般的察看，倒是更显得立体与可信。

譬如说，杨谔是个非常喜感的人。能透视杨谔的喜感质地的文字，在《城外笔谈》中俯拾皆是。随手引用一段《收藏记趣续》里的文字。

我家博古架上，陈列着几个陶罐，风格粗犷，大有汉风。这些都是20多年前安徽萧县及江苏宜兴的朋友送的。那时那两地都发现了汉墓，这些物品即来自当地盗墓者。隔了很多年，我拿起陶罐嗅嗅，里面还散发着阴森的气息。去年安徽书家闫安来，言阳气不足者，此类物品不宜搁于家中。我阳气正旺，但闻言后还是下架了几个，收进了储藏室。

后来又有几次见到杨谔，照例是听杨谔胡侃。有些故事，听了不止一次两次，但并不觉得腻烦。

终于有一次，有个书法爱好者恭请杨谔对南通书法界的知名人士们的书法作品进行评点。

杨谔并不推脱，逐一点评。丘石如何，秦能如何。该褒时，不吝言辞。该贬时，犀利尖刻。

这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有风骨、不媚俗的杨谔。

再一次见到杨谔，是结伴同游周庄。

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基本上会经历一个冻龄阶段。杨谔就是。行走在周庄的杨谔，身背一只双肩包，脚步轻盈得如同十来岁的中学生，与他圆滚滚的身躯很不搭调。

当我在书中某几处读到杨谔说自己“年过五十”，我简直要惊呼了：怎么可能！

在周庄，杨谔不再是那个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杨谔。每到一处，杨谔都会驻足、赏玩，偶尔会从一个画家与书法家的视角留几句精当的评点。彼时，我定屏息敛神，生怕错过了一个字。

那晚在周庄看夜场歌舞。半露天的，下着雨。杨谔半抱着臂，立于我前面的半级台阶之上，兴致盎然地看周庄的农人载歌载舞，看陆丽娘和双桥的传说，看周庄的年俗婚俗。等到发现杨鄂失踪了的时候，那场歌舞已经接近了尾声。

正着急，杨谔从忽明忽暗的周庄灯火中冒了出来，嘿嘿一笑，说，你们猜我刚才去哪儿了？我在河边，弹奏了好一曲泉水叮咚啊！

良久，有人喊出一声：杨谔，你这个骚人。

文人骚客杨谔每年必出一本书。《城外笔谈》一书中有一幅画，不知是不是杨谔的画作，杨谔给这幅画配了这样的文字：“那是几株枯瘦的芦苇，仍保持着青春期的风姿，不过，大部分颜色已转为枯白，只在梢头有几叶尚存干冷固执的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