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书法中的民族精神（上）（1993）

（本文载于1993年第4期《南通教育学院学报》）

潘天寿先生曾说：“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①白华先生认为，民族精神主要就表现为这个民族的“自信力”。他曾论述道：“……一民族的盛衰存亡，都系于那个民族有无‘自信力’。所以失掉了‘自信力’的犹太人虽然有许多资产阶级掌握着欧洲的经济枢纽，但他们很不容易以复国土。反之，经了欧洲的重创，和凡尔赛条约宰割的德意志，她却本着她的民族‘自信力’向着复兴之途迈进。最近的萨尔收复运动，就可表明她的民族自信力的伟大——然而这种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现与发扬，却端赖于文学的薰陶，我国古时即有闻歌咏以觇国风的故事。”②作为一个民族表征的文学艺术，它的“一颦一笑”，无不透露着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当时的风貌，无论是诗歌、小说、音乐还是书法、绘画、雕刻，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它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拿我国书学史来看，汉唐民族势力极为强盛的时候，其时的书法也蓬勃发展，且多有大气魄、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的作品出现。晚唐时，原本气象恢宏的唐代书法出现了哗啦啦大厦将倾的架式，此时的国家也正饱受外来民族的蹂躏。潘伯鹰先生概括得极好：“书法随世运升降。”③

由于唐代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在中原到塞北普遍施行均田制的基础上，使得大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写下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它除了没落的晚唐，其余一二百年，都是“威加四夷”，那充满自信、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书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书法的艺术实践与美学思想至唐代便阜然矗立，艺术意象也为之一新，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轰轰烈烈的气象，写下了书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初唐前期书法，主要是沿袭南朝。所刻楷书碑，无不直传六朝碑版之意，字形严肃而凝重，富于所谓金石气，但同时又姿态众多，在凝重之中含有流美飞扬的风韵，这可说是新时代的新作风了。其实这也难怪，在初唐四大书家中，只有薛稷生长在唐代，其余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均为前朝人，即使后来的几十年，初唐的书风仍未有多大改变，笼罩在二王书风之下，“此功”一大部分应算在李渊父子头上。

窦蒙注窦臮《述书赋》云：“高祖书师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风格焉。”又云：“太宗则备集王书，圣鉴旁启，虽蹑闾井，未登阶阶。质讵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综法礼。”在这两位父子皇帝的身体力行的倡导之下，朝野上下，摹习王书，蔚然成风。其实，太宗李世民在学书上虽然极力主张宗法王逸少，然在无意之间，还是表现出了他极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如其《论书》云：“……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制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④像这样以指挥作战来比方学书之法，实在少见，也确有帝王气派。李世民书写的《温泉铭》、《晋祠铭》显得那样的温文尔雅，然而在《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上的草笔签名“世民”两字时，却显得那样自由自在，那样的唯我独尊，“王书”法度全置脑后了，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挥斥八极、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秦王气度。

李世民《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初唐晚期的孙过庭，他看到初唐前期（偏早）的从反对形式主义为出发点而产生的艺术模式，最后矫枉过正，成为作书、论书之“法”，许多书家的作品陷入了一种模式，因而少变化，少新意。因此，他指出：“……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⑤他所提倡的是寓情于书，偏重神韵，突破那种有规有矩很少变异的“格”“法”，把书法的自主权还给书家，这不能不说是书家一种自信心的萌发。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的《书谱》墨迹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前人对此多有论述。清刘熙载《艺概》云：“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行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曰：“唐初诸人无一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挥臂独行，无意求全，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其实孙过庭的《书谱》与右军之书，并不是“无不宛合”的。孙过庭的草法是深受“王书”影响，然绝不是王羲之草法之重现。以其传统而论，上溯，可推至魏之钟繇、西晋之索靖、东晋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陈代智永；以启迪来者论，同时代之贺知章、张旭以及中唐（偏后）之怀素等草书艺术大家，不能说与《书谱》之草法用笔一无相承纠结之处。细味《书谱》墨迹，那种“奔雷坠石之奇”“绝岸颓峰之势”“鸾舞蛇惊之态”的立体的、充满运动的壮美、崇高的美，时时撼动人心，这其实就是民族精神的最好体现。

由于李唐王朝刚建立时，社会经济凋敝，李唐王朝不得不接受前朝统治者因政治上的腐败和残暴而导致灭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等，这样从唐太宗贞观时就出现了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基础，书法上虽不如诗歌那样迅捷地合上时代的政治风云，去“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⑥；去“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⑦。表面上它似乎仍不慌不忙地迈着四方步，但其变革已是势在必行，或者可以说已在其“内心”悄悄地进行了，李世民书法中表现出的旁若无人的君王意气和孙过庭《书谱》中表现出来的变异书风就是那种民族精神书法萌芽的象征。

初唐时，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蓬勃发展，水陆交流畅达，城市和商业繁荣，这种政治和经济情况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促使它发生巨大的变革，以便反过来“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这一时代的艺术既不同于西汉宫廷皇室式的艺术，以铺张陈述人的外活动和对环境的征服为特征，也不同于魏晋六朝门阀贵族式的艺术，以转向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更不同“思虑深沉”的宋代艺术，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正如鲁迅先生谈到汉唐两代文化时指出的那样：“遥想汉人多少宏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⑧这确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描述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魄力与自信心对文化艺术的影响。

书法，由于它固有的特点，它对此种少年式的精神意气的表达稍晚于诗歌。如果说初唐时，它还只能说是春芽初吐，总体书风犹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夜”，美得象带露花瓣的微颤，美得叫人“不敢高声语”，叫人不得不发出轻微的叹息；那么到了盛唐时，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⑨式的高蹈的愤慨、伟大的孤独、豪壮的进取就不乏其例，不，确切地说是狂飙般地涌起了。

掀起盛唐书论第一高峰的张怀瓘，在《书议》中公开宣称自己的书法美学理想：“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他是这样用此标准评论书家的：“学真者不可兼钟，学草者不可兼张，此皆书之骨也。”⑩评王濛隶书“法于钟氏，状貌似而筋骨不备”；(11)评王羲之草书“虽圆丰妍美，乃令神气，无戈戟钴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12)；评齐萧道成草书“稍乏风骨”(13)）等等。他自称探讨书法要“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14)，认为“夫马筋多肉少为上，肉多筋少为下，书亦如之”(15)。“深识书者，惟观神彩”(16)，草书必须“以风骨为体”(17)，张怀瓘把“风神骨气”掺和在一起，显然是受了盛唐诗人追求“风骨”的声势的感染。他用“骨气”即雄浑的运笔力量来限定“风神”，这就使六朝所追求的“情”受到了限制：只能是雄健之情，不能是其他的情。儒家阳刚之美的传统较之初唐进一步复归，这不能不说是他在书法上对表现勇敢、顽强的民族精神书法的提倡。

盛唐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是杰出的草书家。他评论张旭草书：“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18)；又评怀素狂草“我师此义不师古”(19)。窦臬批评初唐“好为伪迹”，模拟他人的怀琳“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20)张旭曾对邬彤说：“孤蓬自振，惊沙怒飞，予师而为书，故得奇怪”(21)等等。从这些书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书家的创造性以及书作所表现出来的高扬自我，以书畅志，表现出高度的赞赏。

李白《上阳台帖》

书论家积极倡导高风独标，痛快淋漓的书风，书家们积极地实践着这种书风，在当时的书坛上，掀起了一阵阵狂澜。

贺知章，这位曾入酒中八仙之列的高官，性放旷，善谈笑，自号四明狂客。唐窦臬、窦蒙《述书赋并注》云：“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仇。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邕容省闼，高逸豁达。”其所书《孝经》，开头几行还算儒雅，到后半部分时，便狂了起来，字字独立的章草已经演变成一笔书，潦潦草草，牵丝萦迥，一气呵成，法度全置脑后，尽情地渲泄了他自己胸中的诗情。

李白，这位谪仙人，他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元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评其书：“得无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云：“李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气，飘飘乎有仙气。”读其传世书迹《上阳台帖》，清醇、雅健的阳刚之气扑面而来，每一墨点，每一根线条都天然地渗透着他的性格，表现为绝望之后的一种清壮沉雄、自然放达的气度。正如此帖文字所言：“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注释：

1 邓白：《潘天寿评传》

2 宗白华：《艺境》

3 潘伯鹰：《中国书法简史》

4 张彦远：《法书要录》

5 孙过庭：《书谱》

6 魏征：《述怀》

7 杨炯：《从军行》

8 鲁迅：《看镜有感》

9 《登幽州台歌》

10 《六体书论》

11、13 《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