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书法中的民族精神（下）（1993）

盛唐书坛，书风有奋迅之状，书家多恢奇之士，而张旭则是恢奇之士中更为奔佚者。他的狂草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历来对其书评价特多，且多为褒扬。唐吕综《续书评》：“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唐蔡希综《法书论》：“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宇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宋米芾《海岳书评》：“张旭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其所书《古诗四帖》，以崭新而完美的形式，巨大的气魄，高美的精神向读者展现出了一幅生气勃勃，雄伟壮阔的画卷。章法布局上大开大合，大收大放，在整体混融和谐、庄严肃穆气氛的笼罩之下，造成了大幅度强烈对比的雄伟壮观的局面。全篇行文跌宕，动静交错，波澜起伏而又秩序井然。时而低昂迥翔，翻转奔逐；时而若风大作，万马奔腾。壮其声萧飒而澎湃。抒其情深沉而豁达。其所书《肚痛帖》，气势也畅达无比，奇趣横生，令人既“胆颤心惊”，又目醉神迷。

盛唐的几位代表书家大多以大草名世，而颜真卿则独独以楷书立身。尽管他的行书《祭侄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然对后世也有莫大影响的还是他的楷书。

“有人说：‘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其实，颜书之‘美’，正在于所谓‘坏’。不破坏二王书体，是不能创造唐朝新书体的。又有人说：‘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这倒是说出了颜书的巨大影响。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也都学颜。宋人之师颜真卿，如同初唐人之师王羲之。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苏轼诗：‘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这是颜书风行之后的新标准。”（22）

范文澜先生以史学家的眼光指出了颜真卿书法的历史功绩，而李泽厚先生则以美学家的眼光认为：“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都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从时间说，杜甫、颜真卿的艺术成熟期和著名代表作品都在安史之乱后；从风貌说，他们也不同前人，另开新路。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欲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杜诗、颜字，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他们对后代社会和艺术的密切关系和影响，比前者（李白、张旭）远为巨大。”（23）总之，在书法上，张旭代表的是少年式的盛唐之音，少年式的民族精神的抒发；而颜真卿所代表的，则是经了世事沧桑之后，人到中年时所呈现的精神，强健式的盛唐气象，是更为沉雄、博大的民族精神的抒发。

宋欧阳修《集古录》评颜书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云：“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豪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又，“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尤嗜书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盖欲传之远也。碑刻遗迹存者最多，而荒郊废冢，其出未已。碑刻虽多，而体制未尝一也。盖随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善于书者，可以观而知之。故观《中兴颂》，则宏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余皆可以类考。”颜真卿的楷书代表作《麻姑仙坛记》，此碑书于唐大历六年，为鲁公“变法”初具规模时所书，“笔画巨细皆有法”（24），许多字的结体和用笔近乎丑怪，甚至重心不稳，这恰恰表现出了鲁公对朴拙之美的追求，确实让人感到老而弥健，犹如他的为人——忠厚、尊严一样。

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历来被推为颜书第一，文字是为追悼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兄长颜杲卿和侄子季明所作。清王顼龄跋云：“鲁公忠义光日月，书法冠唐贤。片纸只字，是为传世之宝。况祭侄文尤为忠愤所激发。至性所郁结，岂止笔精墨妙，可以振铄千古者乎。”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云：“慎伯谓平原《祭侄稿》更胜《座位帖》，论亦有理，《座位帖》尚带矜怒之气，《祭侄稿》有柔思焉，藏愤激于悲痛之中，所谓言哀已叹者也。”这幅作品线条的质性，遒劲而舒和，与沉痛切骨的思想感情融和无间，真可称是由真挚感情浇灌出来的杰作，是心灵的奏鸣曲，是哀极愤极的心声，是血和泪凝成的不朽巨制。罗马时代郎加纳斯在他的古典文艺理论名著《论崇高》中提出崇高风格的五个来源时说：“第一而且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就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颜书无疑是具备了上述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所以说，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崇高之美是其它书作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民族精神的杰出体现。

怀素，书学张芝、真卿。唐吕综《续书评》：“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宣和书谱》谓其：“状其势以谓：‘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为过论。”米芾《海岳书评》云：“释怀素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而迥旋进退，莫不中节。”他的代表作《自叙帖》；就是其进入颠狂状态时创造出来的。纵观《自叙帖》全幅，后半部分最为精彩。《自叙帖》给我们展示的书法艺术形象世界，绝不类于《十七帖》之类的典雅，那是一种正如今时所标榜的“现代精神”，一种充满个性创造力和藐视前人审美原则的人格力量。

盛唐时期的其他书家，不管是峨嵯、峭挺，熔笔意于心神而出之的李邕，还是跨盛唐末端、中唐初，用承盛唐书风下传以成一家矩式的徐浩，均以“天风浪浪，海山苍苍”（25）之雄阔气势，表现出一种高扬自我，恣肆豪迈的民族气概，这就是盛中唐的总体书风的特质。

李唐王朝进入中唐后期特别是进入晚唐以后，内忧外患，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每况愈下，渐渐地表现出一种“下世”的模样来。

殷荪先生在《论杨凝式》一文中说：晚唐“用述书坛，自柳公权长逝尔后，确乎有一种每下愈况的迹象在回旋着。这种‘回旋’，如果说得形象一些，是否可以将整个唐代的断代书史喻之为蜡炬，而晚唐书史阶段（请注意：这是专指后期）正是蜡炬所燃已近余火将尽，却又来不及将余烬结成火花之时……有这一般厥事可循的书史特点的形成，主要是晚唐遽然灭国所致。于是唐代书史的‘蜡炬余烬’便在五代十国书史阶段结成了虽有光采而其遗辉灭之也急的火花。”（26）殷先生这里对晚唐书坛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在这一段文字中，他首先提出了晚唐书坛的代表人物柳公权，文中的另外几个“火花”。是指杨凝式、李煜等。

柳公权是由中唐而进入晚唐的书家，其生活于晚唐也有近四十年的时间。宋朱长文《续书断》评柳书云：“公权博贯经术，正书及行，皆妙品之最，莫不失能。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虽惊鸿避戈，饥鹰下韝，不足以喻其鸷急云。”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唐末柳诚悬、沈传师、裴休，并以遒劲取胜，皆有清劲方整之气。”又，“诚悬则欧之变格者，然清劲峻拔，与沈传师、裴休等出于齐碑为多。”由此可见柳书是以劲健方正的面貌示人的。我们看他的楷书《神策军碑》，具有其基本颜书的体魄，点画亦有一些颜书的意味，最典型的要数长撇长捺，长横长竖，尤其长捺更为相似。此外。柳公权又明显地取法欧阳询方劲挺拔的用笔特征和字型偏长而结构紧严的造型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面貌。柳公权楷书给人的感觉是起笔凌利，行笔劲健，转折分明，交待清晰，其法度之严谨几乎登峰造极，表现出一种风骨凛凛的气节。

自柳公权之后，晚唐书家的作品中已不见此种刚劲挺拔的高风了。生活在五代时的杨凝式，世称杨风子，其《韭花帖》“醇古淡雅”（27）、“萧散有致”（28）；其《夏热帖》“字画奇古，笔势飞动”（29）然更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精神状态；其所书《神仙起居法》，雄浑与典雅结合得很好，它所透露出的是杨凝式在自己生活环境中养成的颇为颓废、闲适的情调。“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乃其审美目标所建基的心源。它所渲泄的不是力量和信心，而是力量、信心产生变异以后不无紊乱的意绪，抑扬顿挫的心理流程和异常敏感的精神触觉。这种消极与变态，只能“活跃”于晚唐书家的书作中，同样是怀才不遇的生活于盛唐时代的李白，他的书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与“变态”与杨凝式又是何等的不同！

综观整个唐代的书法变迁，其兴衰的步代略迟于国运的盛衰，但基本上是属于同步的，民族精神在书家书作中体现的强弱的“轨迹”也是如此。

22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23   《美的历程》

24   欧阳修：《集古录》

25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26   《书法研究》1990年第3期

28   明·董其昌：《容台集》

29  宋·王钦若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