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草书长卷创作谈我对书法创作的几点认识
2002年9月的一天,天很闷热,由于忙于公司的业务,因此晚上七点半时我仍未能吃上晚饭。步出公司,我与妻找到了一家小饭馆,因口渴,我要了一瓶冰啤酒。匆匆喝完,回到公司时,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恰巧想起白天朋友送来两刀八尺屏仿古宣,前几天又新买了几支加健羊毫笔,我的胸中涌动起一股强烈的书写欲望。妻为了不打扰我,躲进了书房自个儿读外语去了。这时,李白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又一次盘旋于我的脑际,我甚至还来不及把纸铺开,就开始挥毫“狂扫”起来。
一张八尺屏写完了,我顺手往右侧地上一摊,又急速铺上一张。第二张写到第四行时,由于来不及擦汗,几点汗水滴到纸上,造成“几片模糊”,我飞快地撕下这几行,又接着前一张的诗句狂草起来。我的心在颤抖、在狂跳,笔也在狂舞,脑子里只有诗句的旋律在跳荡,一个个奇幻的景象不停地在我眼前展开又展开。我几乎没有了意识,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由自主,真仿佛腕底有鬼。我脱光了上衣,用上衣擦着汗。写完一张,往地上一摊;再写完一张,往地上又一摊。约二十分钟后,我写了六张八尺屏。
写完了。
我瘫坐在椅子上,四肢无力,脑子里一片空白,几日来胸中蓄积的“豪迈”已不见了踪影。自那个晚上以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我只是临临帖,读读书,没有创作过一件作品。我觉得我的积累已经用完,而且分明看见自己胸腔里面已空空如也。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创作欲望。

以上叙述的是我创作草书长卷“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实况。老实说,凭我现在的学养功力,如果没有原先的酝酿与“预热”,是无法把这一首长达三百多字的长诗用正确的草法一字不差地写下来的。在创作此作前约十天的一个晚上,我在读完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后,闲翻《全唐诗》,又一次读到了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此诗我上学时就已能背诵,但今番再读,感慨不同,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去天姥山一游的欲望,当晚我甚至还查阅了地图和有关天姥山的资料。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为自己的旅行计划激动着,我用钢笔以草书抄下了此诗。为了正确书写每一个字,我还查阅了有关资料,甚至对由于版本不同因而诗中个别不同的字进行了小小的考证,从而作出选择。以后的几天里,我把这“钢笔字”放在包里,有空时就拿出来反复吟咏……
目前社会上对于书法的审美和创作,有些观点差异很大,这里我就我自己平时感触较深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只要有较深的功力,即具有较扎实的点画和谋篇布局的基本功,创作出来的都是好作品
没有较强的基本功就写不出好作品这是肯定的,但有了较强的基本功随便一挥就是好作品这样的观点是幼稚的。艺术毕竟是艺术,它不能等同于流水线上的产品。艺术创作需要灵感,需要激情,有的好作品的出现充满了偶然性,不可能重复制作。王羲之书写成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后,又曾把此文书写过几次,均不如第一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件连自己也不能感动的作品,又怎么能感动得了别人?成了名成了家的人,最大的陷阱是他自己设的,思想不可以重复,艺术不需要重复。凭藉自己的功力如旧法而炮制出来的作品,带给欣赏者的只是模式化了的外壳和僵死了的灵魂。

杨谔草书 唐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局部(一)
二、只讲所谓的艺术性而不讲学术性
在书法创作中最典型也是最显眼的就是错别字。当然抄错句子的也有,但毕竟是少数。我曾见过一件作品,字写得不错,看来作者是正儿八经练过的,他书写的那首唐诗只有二十八个字,他却写错了七个,实在不可饶恕。至于有些作者,自作主张移动、加长或缩减某些字的点画,就更多了。伪劣的、精度不高的零配件是绝对组装不出一辆高质量的汽车的。书法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而那镣铐就是指规矩,规矩就是“学术性”。
三、书法作品要表现动感,造成气氛
我认为,每一次书法创作,都需要作者全身心的投入。艺术就是表现生命,生命只能通过动感来表现,艺术作品要能造成气氛,营造意境,不管是真草还是隶篆,唯有如此,方可称之为艺术,“造气氛,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要素”(冯友兰语)。每一件作品它都应该是“生”的,唯有“生”,才有朝气,有活力,有新意。
四、“推敲”并不丢人
经常听到有人吹嘘自己的创作是一挥而就的,仿佛反复推敲是愚钝者所为。有这种说法的人,要么他的创作态度向来是不严肃的,要么就是欺骗自己或是捉弄他人。

杨谔草书 唐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局部(二)
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为了推敲一个舞蹈动作,往往要反复练习半月之久,而在舞台上,这个动作在行云流水般的舞蹈过程中可能只有几秒。齐白石的画也不是一挥而就的,《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就载有老人多幅图画草稿,其中推敲之处历历在目。有些世界级大文豪的著作,有时到了第七第八版时还改得面目全非,文名越大,改得越厉害。弗朗索瓦兹·吉洛和卡尔顿·莱克合作的《情侣笔下的毕加索》一书中叙述毕加索创作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他能这么一连坐上一个小时:架起二郎腿,臂肘枕着膝盖,手掌托着下巴,一言不发地审视着画面。……至少有半打未完成的半干的画稿摆在画室供他选择。”
本文开始时叙述的我自己的草书长卷创作,其推敲期其实就是创作前的近十天时间。书法艺术创作的推敲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因为它的创作过程时间较短,且水墨一旦落到宣纸上,基本上不可更改,所以它的推敲一般都在创作开始前,古人所谓“欲书先散怀抱”、“预想字形之大小”等即是。据业师徐利明先生讲,林散之先生在创作前一般也要舔墨,欲书又止;再舔墨,再欲书又止;如此好几次。我们有时虽几经推敲,但创作出来的作品仍不如意,那么就进入再次推敲,再次创作阶段,所谓“废纸三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五、书法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
我曾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一件不足四尺对开的手卷,写的是小行书,竟然由十张小纸片接起来,一张小纸片上,有的写三行宇,有的写四行字,还有的只写了两行字,作者借装裱师傅的手,把它们接了起来。这些小纸片,是作者在书写的许多张纸中挑选裁剪下来的。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头皮发麻。怪不得有人称书法创作为“做书法”。
书法是一门抒情写意的艺术,“做作”和“别扭”是其大敌,这是书法的艺术特质所决定的。即使“做”得再好,也不可能不露出一丝痕迹。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缺少天趣和真趣的,尽管这位作者的作品经常得奖、入展,但我可以断定,他如果这样坚持下去,肯定是个“字匠”而不是艺术家。
六、丑书和俗书
以王镛等人为代表的“流行书风”,在出现之初,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二王”、唐楷一路主流书风的反叛,其背景犹如傅山当年提出的“四宁四毋”,是一种创新。后来追随者多了,“小和尚”们便念歪了经,于是变成了“丑书”。“丑书”概念的提出,在当前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在目前许多人的印象中,丑书的划分是以其“外表”为依据的,这就把相当一部分具有原创意义或探索、思变的精英书家的作品也划入里面,这恐怕也是刘炳森先生自己所始料未及的。
随着“拨乱反正”的指挥棒的舞动,许多流行书风的追随者们又纷纷改换门庭,玩起“传统中出新”来,但这本“传统中出新”的真经,我可以断定,早晚也会被这帮“大小和尚”们念歪。凡事在“大一统”之下,雅也会转化为俗。书法文化是精英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今天的“离经叛道”,往往就是明天的优良传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永远是繁荣文艺创作的一盏指路明灯。
现在有人提出书法作品首先应该是“好看”的,这种说法停留在普及业余层面上是可以的。漂亮、好看并不等于美。况且这种“好看”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如果以“好看”两字来衡量历史上的书法大家,恐怕有不少要“落下马来”。罗丹的雕塑《丑之美》、多那太罗的《抹拉大的马利亚》,也赶紧送往碎石场算了。“书法作品首先应该是好看的”,这种审美趋向的提倡,反而让许多没有个性,随波逐流,抱住祖宗的法式或当今“权威”的“范式”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成了符合标准的“宠儿”。我相信这样一点,眼高的人可能会手低,但一直手低的人眼绝对高不到哪儿去,而眼不高,手也绝对是低的。优秀的书法作品,衡量的标准我以为有四:一是大效果是否浑然天成,是否能造成某种美的意境;二是是否有个性即新意;三是字法、章法乃至点画是否经得起推敲;四是作品是否能表现出一种健康的生命状态。

杨谔草书 唐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局部(三)
丑书能暂时地误导一部分学书者,但随着学书者阅历、学养的提高,自会有所认识,有所选择。按照一般民众的审美眼光,俗书有一副“漂亮”的脸孔,因此俗书对人的审美与创造意识的麻木与摧残是根本性的。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俗书的泛滥,其危害远远大于丑书的横行。
早在宋代,黄庭坚就说:“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黄庭坚《山谷文集》)苏轼有诗云:“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也有诗云:“人逢俗病便难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叙述过这样一件事:“我曾经请吴震春(原燕京大学校长、前清翰林)给我写一幅字,吴震春说,翰林最不会写字,他们写的字从书法家的观点看完全没有艺术价值,而且一个人如果会写翰林所会写的那种字,他就永远不能写书法家的有艺术价值的字了,不可救药了。”(冯友兰《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书法才算是俗书呢?我认为:
刻意做作者为俗书;纯世俗者如街头村巷卖艺者所书之鸟虫书、飞白书、嵌名书为俗书;状若算子者(馆阁体)为俗书;泥古不化,斤斤于技法者为俗书;照摹古代民间书法,不加提炼深化者为俗书;急功近利、赶时髦、跟风者为俗书。陈方既先生的观点是:“真正凝结着丰富的‘人的本质力量’之书就是雅,反之就是俗。”(陈方既《书法美辨析》)
几年前的书坛,唯恐有人说自己不新;如今的书法界,又唯恐有人说自己不传统。其实假如真的想好好地作自己的书法,那么你就先塞上自己的耳朵,闭上自己的嘴,但是千万别蒙上自己的眼睛。
(原载2003年2月23日《书法导报》,后收入2011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谔专著《草书研究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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