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十年间（四）

2005年春节是在南京度过的。节前两天，我与江苏省文联的郑必厚会于清凉山公园大门口的名门用简餐，郑必厚是直爽人，那天他跟我说：

“杨谔，你看你，素质不比别人差，甚至还超过了一些名家、教授，但你为什么知名度不高？为什么许多好机会轮不上你？你想过没有？你平时不跟大家玩，有时候还写文章批评人，这样谁还跟你玩？知名度是怎么来的？跟专业没多大关系。谁跟领导出去的机会多，上镜头的机会多，见报率高，谁就有知名度。媒体还必须是大众媒体，专业媒体有几个人知道？你听我的，以后好好改改。”

郑兄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让我当时眼圈发红。这么多年来，还有谁这样知己地跟我说话啊。想我与郑兄，原也不过在泰州有过匆匆一面，那次他们开省青书协理事会，我不是理事，严正非要我代他去。这种“代”的事是我最不情愿的，但不去又不行，所以那次去匆匆露了一面，便算两头都有了交待。

施东飞印

那天，我确实想以后好好改改的。但改就那么好改么？小时候学快板，有语：“三岁定八十，七岁定终身”，我现在可是一个将至不惑的人啊。有人喉中有痰，能咽得下去，但我，总觉得还是咯出的痛快。所以在短暂的“下决心”之后，我还是原来的我，这一点务请郑兄鉴谅：小弟不是不听大哥教诲，实在是做不到。你要我这样做，就等于要我去死。这里借机会还要声明一点，郑兄说我常著文批评别人，这是误解。我写批评文章，从来是对事不对人。即使如后来在《美术报》上发表的《“辩别”与“文”化》一文，点名批评葛冰华，那也是就艺论艺，意在探讨有关篆刻的某种审美标准。试想，我与葛冰华素无冲突，又不相识，我又何必非要跟他过不去呢？但此事后来令我非常后悔，因为半年后，便从媒体上得知葛冰华已患病辞世。

上述话题有些沉重，还是换一个轻松的吧。2月9日，南京下了一场大雪。2月10日下午，我便进城找方建勋与葛彬，仨人一起去爬紫金山，打雪仗。后又去歧阳王陵园，见有梅花暗香频送，方说：“如王羲之书法，‘初若散缓不收’”。南京地气暖，站在陵园望紫金山，山顶微有雪色，而山腰以下，大片树木，参差起伏，如牵似涌，颜色深沉，间有红色，恰如魏紫熙笔下的山水。

2月28日晚，时任南京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的苏金海老师来电，通知我南京印社已开过社长会议，我的《印说》副主编一职已被免去。此时离社长会议开过已有好几天了，我在数天前已从邵磊兄那里知道了这一结果。苏老师捱延几天后再通知我，可知背后是颇费了些踌躇的。刚接通电话时苏老师历数我对《印说》杂志的贡献以及大家对我的评价，然后开始吞吞吐吐。见他难入主题，我便笑着说：“苏老师，直说结果吧，你别小看我，我的承受能力是很强的。”被免一事，早在意料之中，就像一个患了绝症的人，死总是早晚的事。有趣的是，也正是在那天，印社副社长马士达老师写的《谔者本色》一文打印了出来，印社副社长刘云鹤来电问我那天怎么没去南京开会，又说免职一事他事先不知。我笑着告诉刘老师说：“刘老师，我原先连印社理事都不是，你不知道吗？”呵呵！

26日晚，看有关周璇的纪录片。在将要结尾时，有几句话，让我感慨良多：

问：你相信命运吗？

答：可信而可不信。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问：你是怎样看待好莱坞电影的？

答：好在片片认真。

周璇死时才37岁。

这是我3月29日的日记。

与马士达夫妇游吕四港

4月11日，马士达老师夫妇来南通，宿我家。11日晚谈至第二天凌晨1：30，12日晚又谈至半夜，受益良多。13日晨，马老师计划当天游完海门常乐张謇故里后回宁，我想想没什么合适的东西送他，就取出了珍藏多年的线装宣纸本《宾虹草堂藏古玺》一书。此书很多年前购于扬州古籍书店，当时价400元。见马老师看后颇感兴趣，我就说送给你的。他拿着书掂了几下说：“你研究史的，用得着，你留着。我目前主要在创作研究上动脑筋，用处不很大。”

5月10日，好友丁建辉病故。1984年，我刚入行当教师，就与他同宿舍并教平行年级，蒙他提调照顾甚多，如今竟阴阳永隔。11日晨，我起得极早，在南通用行书写了一副长联，然后开车送到启东殡仪馆。联曰：

人本有缘，识何迟迟，捧着一颗心来；

天也无情，别何急急，不带半根草去。

晚上再去看他，见在场人皆有笑意，更有他师范时的一班同学，酒气熏人，醉眼朦胧。老丁一个人躺在那里，无人看顾，周围也无哭声。

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