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十年间（五）

2006年，第一件值得一记的事是我突然画了一幅《梅花图》。为了说清楚来龙去脉，我必须拿出那篇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散文《哦，腊梅》。文章写于2006年4月。

腊梅图

哦，腊梅

通过短信的方式，我们约了好几次，但都没能碰面。不是她要回无锡江南大学给她的学生上课，就是我去南京时行色太匆匆。临过年前，她又发来短信，告诉我她离开南京前的日程安排，我回短信说：“１月１４日晚，我准到南京。”年底事忙，又有好几日没有相互的音信，于是大约１月１２日的时候，她又来短信说：仁兄年底事忙，我准备１５日一早离开南京，春节后见云云。我还是那句话：１４日晚准到。

我与她，几年前在南京博物院相遇，因俩人的照片曾同时出现在一本小册子上，所以就有些似曾相识，再加上她大学时的一个同学又是我的好友，而那天我们三个又同在博物苑，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相识了。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偶尔还会有些联系。对待艺术的看法，我们由开始的异中求同到现在的同中见异。她曾说：“很多的人，我与他们相识了许多年，他们不懂我，相聚时无话可说。而你，匆匆的两次见面后，你就懂我了。”我也曾说：“与你每次的见面，尽管匆匆，但我都有一种新的收获，无论对艺术，还是对人生。”于是在艺术之旅的跋涉途中，我们相隔一段时间，总要相互的鼓励关心一下对方。

１月１４日下午，我到了南京。连续的阴雨，那天也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办完事已经四点多，到两个人在新华书店碰面的时候，已经６点多了。等我让她陪我买完友人所要的音像资料时，发觉已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那时间的新街口，车来人往，一片忙乱。平时不关心“吃喝”的我们，根本就不知在哪儿能填饱肚子。为躲雨，我们顺着墙角往东然后向南拐了个弯，我们不约而同惊喜地发现，那个角落里，竟然躲着一个茶餐厅。

“吃简餐吧?”我提议。

“好！”在她响应的时候，侍应生已为我们开了门。

坐下后，俩人才稍稍舒了口气，我是因赴会时的堵车，她可能是因刚才长时间的等待。也是在坐下来后，我才发现，那天她得着重感冒，脸色比以前更苍白，好像还戴了顶帽子，穿了件肥大的羽绒服。她说：“教室里暖气开得太足，一出来就不行了。”

“高校的知识分子就是娇贵，哪像我们，整天的风吹日晒雨淋，什么都不在乎。”我继续道，“喝点酒吧，朋友相见，能无酒乎?”

“好！”她又马上响应道，“我想我今晚是一定要见到你的。”她让服务小姐拿来一大杯冰块，总有两斤重，她用大勺往自己的酒里加着冰块。我不由想起几年前我们与南师大的常汉平老师一起喝酒的情景，她点的凉拌西红柿不加糖而加盐。

边喝着冰镇的红酒，她边擦着鼻尖。我们谈了些见闻，谈了办艺术杂志和出书的事。她一边修正着否定着肯定着我的想法，一边感叹自己最近的遭遇，说自己根本就没读懂社会这本书，现在既不想去读懂，又不能完全地放弃试图的读懂等等种种的无奈。还说，春运了，车票难买，明天想搞张站台票混上去再说。还说，学校里的梅花开了，很香……

“去我的工作室看看吧，你还没去过呢！”

“时间不早了，天又下雨。”

“看看去吧，十点才关校门。看看我的字、画、印。反正顺路。”她仍不放弃。

到航空航天大学的时候，已经约九点。天上雨仍下个不停，而且较前更密更细了，打在人的脸上有一种潮乎乎麻酥酥的一抹又有些粘乎乎的感觉。城市的灯光仿佛也开始有些朦胧了起来，人说话的声音已有了夜晚特有的嗡里嗡气的味道。学校几天前就已放了寒假，艺术学院的教学楼，早已人去楼空，有几个教室的灯还亮着，但不见人影。哪个不负责任的人，出洗手间的时候水箱没弄好，因此哗哗哗的水声响个不停。

她与另外两个研究生合用一个工作室。一进工作室，满桌满室全是书和字，毛边纸特有的气味，各种墨香的、臭的气味，全混在了一起。她的画桌在最里边，一只空瓶里斜插着一枝腊梅，幽幽地怒放着，于是这混杂的气味里又有一缕若有若无的清甜的暗香。墙上粘了几张她的字，与其他两位相比，她的字有“重量”多了。从她的作品中看出，她是在按照她的思路，创作着她的作品。她在尝试着一种或两种新的路子或样式。看得出，她探索得很苦，但很开心。在探索的道路上，遭遇是没有例外的。而另两个的作品则显得“轻松”，只不过还处于学步的阶段，是被老师牵着手练习走路，老师不在时又在老师的教鞭画出的圈圈里打转的那种。

顾琴赠我的小楷《金刚经》局部

她开始兴致勃勃地“显摆”她的宝贝了。她眼睛发亮，鼻子也不塞了。（此时工作室没有暖气）她脸上“一本正经”，却掩饰不住漾起的笑容。她手脚麻利地从桌上、画桌的边厢里掏出折叠得方方正正的一张又一张作品：有行书有草书，有浓墨有彩墨，还有未完成的现代画。她一张一张地摊开，放到地上，又不停地要求我帮助扯住纸另一头的两只角，并要求我用重物压好，一张一张地看（认真地看），一张一张地压平，再放上一张，再压平。连看了七、八张，我仍旧一声不吭，她一边纠正着我的不认真，甚至走到我这边帮我把纸压平，一边催问：

“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

“你的专业是书画鉴赏，怎么全身心扑到书法创作上去了？”我说。

“我觉得我的强项和出路是创作。”她干脆地答道，眼睛仍不离她的作品。

在她的再三催逼下，我说了几点建议和看法，她很认真地重复了我所说的话，说：“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哟?”

“是的。”我觉得时间不早了，有些急着要回去，又不愿宝山空回，就问：“你答应给我刻的章和写的字呢？”

“章以后给你刻，有的是时间，字你自己挑。

“现在？”

她犹豫了一下：“现在！”

我从墙上揭了一张，又从她的作品堆里拿了一张，看她有些心疼，就收了手。说：“我还想要一张你写的小楷。”

“等会到我宿舍看我写的小楷和我刻的印。”她真是不放过一切机会，又紧接着说：“你为什么要挑这两张？要说清理由。”

我说了两个理由。有好东西拿，十个理由我都可以立马给出。

她很认真地听着，若有所思。

为了赶着回去，我蹲下来很“热情”地要帮她收作品。她立即阻止了我。自己小心地一叠一叠卷好，大的小的该错开的错开，该平的就平齐，然后又用废报纸包好，用绳子捆好，最后变成了两大捆，她说：“我明天把这些都带回无锡，春节里再好好看看。”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把车七拐八拐地开到了她的宿舍楼下。时间已近十点，雨越加密了，校园里的灯光仿佛瞌睡人的眼，偶尔有人小跑着从这幢楼底下冲到那幢楼底下，我把车大摇大摆地停在宿舍楼的一棵大梅树下，占据了本来就不宽的路面，她把我安排在宿舍管理人员办公室对面的长椅上，说：“你坐着，男生不能上去的，我上去就下来。”

在等她的几分钟里，我踱步到了那株梅树下。那是一株很大的腊梅，长在楼前的凹陷处，虽大却不受人注目，但它独自默默地向世人贡献着她的美丽和芳香。蜡黄的花瓣玉一样透明，也许它很喜欢这雨，幽香便隐约在这细雨里，绵绵不断，密密的。

在我独自吟哦间，她把一本很精致的书塞到了我的手上，说：“打开看看”。嗬！原来那精致的书里，贴的全是她新刻的印章，鲜红的斑驳的印花承载着她的心思、她的追求、她的梦想。我谈了看法，只很简短的几句。

她又打开一卷佛教黄的纸，那是她写的小楷。多美的字！那造型、那笔墨，那种厚度，那种精湛，远胜于当下几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写小楷的大名家，较她几年前的小楷更具丰富的内在魅力，个人风格也更成熟。我不禁连连赞叹，她也显得有些兴奋，脸上泛起了一些红晕，眼里闪烁着光芒。我开玩笑说：

“这是给我的吗？”

“不是不是。有个前辈为此还狠狠地批了我一通。”我想起约两个月前，她发给我的诉说烦恼的短信。

“睬他呢！”我说。我没看她，但感觉到了她的微笑。

她一点点把长卷展开，让我一点点细细地看。看完了，我们又站着聊了几句，她小心地把作品卷起来，不使它有一丝一毫的歪斜，很像古时深闺里的小姐精心绣着自己的嫁衣。她把它交给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我们的那个管宿舍的阿姨，叮嘱着。当她抬头看到我正注视着她，刚退下去的红晕在她脸上又微微泛了上来。她对那阿姨又补充说：“不过不要紧的，不过一张纸而已。”

离开那幢宿舍楼的时候，她对我说：“折一枝梅花带走吧，很香的！可惜喜欢的人不多。”

“在展览会上被抬进抬出的梅花有很多人喜欢，但它还有那种清香嘛！真香只存在于僻野的地方。”我说。

第二天一早，为了赶朋友公司的庆典，我很早就回南通。在高速上开累了，我让朋友来接替我一会。我刚下车，随着引擎的一声轰鸣，这“浑蛋朋友”呜的一下就把车开走了，我一下子被甩在高速公路上。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等我小跑步赶上，并坐到车里的时候，突然闻到了一股清净明澈的香气：那样的沁人心脾！“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在腊梅的幽香里，我忽然想：

“八点多了，她凭那张站台票混上车了嘛？”

后来，车里的那枝梅花便出现在我家面临濠河的一张茶几上。1月28日，我看见它已呈现出枯萎凋零的态势，便用笔为它留影，希望能留住那一段幽香的记忆。后来的日子，我与顾琴虽然交往并不频繁，但在我心里，她一直是一位在艺术上最难得的，可以相互砥砺、鼓励的朋友。

2月19日上午，著名美术评论家娄家骏带其弟子青年画家周千量来访。周是一位颇有才气的油画家，创新意识颇浓。他在北京多年，见多识广。那天他跟我不停地谈画、谈书法，中午吃饭时也没停过。他认为我个人风格已具，亮点也已凸现，最好能去北京的圈子里“混”上一段时间。当时妻子与我都被他鼓动得热血沸腾，但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直到今天，仍没有勇气去当“北漂”，反倒认为：漂者，浮也。浮名要它何用？我做艺术，爱而已！乐而已！夫复何求？我现在既然选择了“静以忘忧”，又何必去“动而生忧”呢？魏象枢说：“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善哉此言！悲悯、自尊、宽容、优雅与诗意，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恒常的心态。

草书卢心竹先生诗

2月25日，我在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又搞了一次个展，题为《有风吹过》。这次“看钟点”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朋友之请。一日，在文化宫当办公室主任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上级领导要到他们那儿视察，但展厅空空，文化设施闲置浪费，总觉得脸上有些不好看，所以请我“帮一个忙”。

芭蕉图

展览是成功的，这并不是场面上流行的套话。正因为成功，所以事后有多位朋友好心地提醒我，在南通不要再搞什么展什么展了：

“有人看着烦！”

客官，你懂吗？呵呵！

3月10日，《杨谔散文创作研讨会》在启东市广电局举行，由南通市作协主办，会议开始前作协主席请我说几句，我又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了，我说：

“感谢各位前辈今天光临我的散文创作研讨会，但今天我要让大家失望了，因为我没有准备礼品。”

这时下面了出现嗡嗡嗡的声音，我又接着说：

“在我这个研讨会前，作协已经在几个县里开了几个研讨会，与会者回去至少要带价值几百元的礼品，我们以与会者20人，每人400元计算，要8000元，两桌酒，至少要2000元，这样就要让作者花费10000元。这还只是部分开销，还有为会议准备的开销呢？”

作协主席插话说：“没有的事，你别瞎说。”

我紧接着又道：

“我都问过了，没瞎说。如果以每人礼品200元计算，这笔开支也不算小，一个会开下来，至少得8000元。有单位掏的，没什么。有钱的，也没什么。但如果对方是一个穷作者，这就不是一笔小的开销。所以我要打破这种坏的做法，从我开始，不送礼品。”

“疯话”终了，会场上雅雀无声。作协主席没给大家有冷场的感觉：

“杨谔直率，这是他的优点。他不怕批评，也欢迎大家批评。接下来就请大家大胆地批评杨谔吧！”

与刘锬合影

数日后，刘锬拿来一个扇面，对我说：“小杨，正面给我画荷花，反面写草书。”当然，他也没忘记让我为他刻一方印。印象中印也刻得不错，但现在印花却找不到了。

事实上，这些疯话不是我一个人想说的话，确实有很“荣幸”地被相中的作者向我抱怨过此事。今天，2012年6月，我又想说，假如主办方换成省作协或全国作协呢？作者还会抱怨吗？市作协组织的参会作家中就没有比省作协组织的参会作家强的吗？强调以平等观待人的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在不知不觉间扮演“不平等”的推手。当然，事物的内外关系也不像我现在说的那么简单。这让我想起钱泳《履园丛话》中的一则故事：“秋帆家蓄梨园，工余之暇，便令演唱。余（指钱泳）少负憨直，一日，同坐观剧，谓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尝题文文山（文天祥）遗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反省，我当时也是否太过憨直了呢？！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们常挂在口头上的“创作”一词，作为“动宾”结构的词组时，它是不能随便用的。什么叫“创”？第一次、第一个，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这叫“创”。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作品（尤其是书画）是重复原来的，那还叫“创”吗？没有一点“新”的东西，还称得上“创”吗？

5月参加《第五届南北方中国画大展》。此件作品也创作于那个时期。

5月18日上午，南京大学黄正明教授来电，言他们那儿当晚有白谦慎关于傅山的一个讲座。中午我即乘车去了南京。由于早到了一个小时，我便独自在校园里闲逛，反复欣赏了几个雕塑，不禁想起熊秉明来。艺术只有原创的才是可贵的，有价值的。一切热闹的、浮华时誉的东西，想必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时间汰沥得干干净净。

白谦慎的讲座，与讲座内容无关的话一句也没说。听完他的讲座，我自觉在心理上对学术研究有了更深的认识，即要做到：博、简、严、诚。博即占有材料要丰富，视野要广阔；简，即表达要简洁明了，不说多余的话；严即推演结论，发表看法要严谨审慎，不信口开河；诚即为学须诚须敬。我还认为，我们外出求学、听讲座，不是为了去听几个结论、去看几个场面，回来好作炫耀之资，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对研究原理和为学根本的探究上。

6月份，我家发生了一件不算太小的事。女儿都初三了，可是一直不怎么用功，早在5月间，我们就与她约定：如果能考上通中前10名（等于南通市区前10名），就奖励她去泰国玩。如不能，一切免谈。

女儿各科成绩都好，就是作文老不开窍，大多数时候赶不上中等，有时还不及格，语文老师为此多次招谈她。记得是在中考前大约四、五天吧，有一晚我与女儿散步回家，她跟我说：“爸爸，我想好了，这次中考作文我决定还是不听老师的。她让我看的那些作文选上的文章，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我不愿意照她的话去写。”

女儿一直有一个“通中梦”。小学毕业填志愿时我让她报一中，因为报一中保险，可她偏不听，非要报通中。当时我对她说，你考虑好了，愿赌服输，这是给你上人生第一课。如果摇号摇不上，以后别想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进通中或一中。摇号那天，全市直播，女儿一个人坐在电视机旁等结果，结果没摇上。后来好几位长辈和朋友主动相帮“走后门”，我都坚持没同意。女儿最后只好去了启秀中学。初一下半年，又有一位好友见她成绩突出，说可以想想办法把她转到通中。我认为，让女儿觉得凡事都有“歪门”可走，这对她的一生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又坚决不同意。为此妻子女儿足足有一个月不理我。

我说：“这样你万一考不上通中怎么办？”

听了我的话，女儿轻松地回答道：“你放心，考个通中公费生绝对没问题。再说，作文分数即使多了也是白多的。”

6月25日，女儿的班主任陶老师打来电话，说女儿的分数进入了市前十，学校通知前去拍照，校长还要跟他们座谈。在望子成龙心切，自己不行了便把希望寄托给下一辈的中国社会，女儿的喜讯，在朋友圈里一下子成了“热点”。

6月底，女儿如愿去了泰国。

7月中旬，我去了济南。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10月，山东的李明在《书法导报》上读到了我写的《关于狂草……》一文，很有“毅力”的他辗转多次，弄到了我的电话，于是我们便开始通信。李明长于草，也长于写意花鸟，狂肆纵逸，常人难及。这次去济南，就是他热情相邀的结果。六年过去了，当年他们夫妇俩热情的身影恍如昨日。

9月中旬，开封书画院常务副院长赵鉴钺与大古董商张宗海来。赵老师去书画院前是《书法导报》的编辑。在我没有下海前的1991年到1995年间，我在他的版面上至少发了10万字以上的文章，但那段时间我与他未曾谋过一面，彼此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次他能来，我自然是非常高兴。我陪他们转了南通的几个景点，登了狼山，又去苏南游了周庄。张宗海是现任中国书协主席张海的好友，所以熟知“书坛内幕”，他的健谈从另一角度打开了我的视野。

赵鉴钺隶书幽圃短篱对联

在我家，赵老师对我的隶书和草书都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加深了我对书法的理解和认识。

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梦，梦见了清代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醒后他的穿着、举止、言谈以及卧室、廊庑均历历在目。于是10月18日我便动身去了安徽怀宁，其故居有一小屋及廊庑、柱子竟与梦中相同。邓石如终身布衣，他的故居保存得好，一大半是由于新中国的导弹之父—邓稼先是他的后人的缘故。先人沾后人之福，此亦为一例。

据说苏东坡初到某地，有一次去游一寺庙，刚进门即说曾经来过，于是一一说出陈设，与事实果然相符。杨绛在一书中也说，某日宿一楼下，忽梦邻居起火，后发现邻居果然着火了。生命中玄而不能说清的事有很多，此也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轻易斥之为荒谬。

狂草李白《月下独酌》

从怀宁回转时，我又到安庆拜祭了陈独秀墓。当时独秀墓大格局已具，基础设施还未跟上，由于是雨后，小路泥泞，有较长一段路，我们是弃车而上的。出租车司机详细地颇为自豪又颇为深情地向我介绍了陈独秀身后的遭遇，让人唏嘘。好在如今政治清明，英魂终于可以同青山作伴了。

12月31日晚，妻子出去逛街，女儿小学同学聚会。我则在家里写《写在边缘》一书的后记。那篇后记曰：

现在是2006年12月31日晚上7：30，女儿下午组织了十几位小学时的同学去吃西餐，然后去KTV，据她计划，晚9：00后才可能“收港”，她们要利用辞旧迎新、家长“放松警惕”之机，充分享受成长的快乐。辛苦了一年的妻子，挡不住花花绿绿商品的诱惑，约了女伴，出去逛街了。偌大一座房子，便剩下一个“独立”的我，一个不被时代接纳的我。点燃一支特醇的“555”，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独享寂寞。

四十年了，生平第一次，在新年接旧年的时刻，在心里，默默地盘点自己即将过去的一年所留下的一笔糊涂帐，关于经营、生活、学习以及创作。年初，本来是有很多设想的，其中一个，就是去省城办一个个展。但后来，看看艺坛的形势走向与现状，实在让人振奋不起来，大有“乘桴浮于海”的冲动。我既不相得于时，又不相宜于人，何必又去做那别别扭扭的事呢?鲜花从来只献给当红的什么什么“星”的，虽然历史却往往承认昔日的“失败”者。我赖以生存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需要投入的精力当然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年初的这一美妙计划，在拖得自己也意兴阑珊之后，只好付之阙如。这本小书，也是两三个月前就基本理好了的。可是一再让位于其他，于是到前几日方才定稿。最初的起因是为了适当防止自己文稿的散失，等此书出来后，当集中精力，搞两个专题的研究。在一年比一年更看重文化精神的同时，反倒把精神文化的产品本身越看越轻，已经没有了当年恨不能一夜之间把“书”印出来的激情，只愿恣意地沉迷在阅读的快乐、思考的快乐、发现的快乐中。

朋友越来越多，相互间可说的话却越来越少。好不容易哪天看到了一座“敬亭山”，却因了这个或那个的原因而成了彼此的驿站。于是较多的时候，便只能与古人对话、与先贤对话，在笔墨间、书籍间寻找一种靠近的快乐、发现的快乐、领悟的快乐、共鸣的快乐、印证的快乐和创作的快乐。于是也有些时候，孑然一身，徜徉于山水、田野之间，体验一种回到人类“原初来处”的快乐。

我身体好，精神旺，按国际标准，还可算作青年，却时时莫名地有一种时不我待或进入倒计时的感觉。清夜醒来，常常辗转反侧。扪心自问：我并不贪生，也不恋富，须臾也不能释怀的，唯有学问艺术。自己于学问艺术，还只是开了个头，该学的、想学的、该做的、想做的太多。我既非天才，更非超人，凡事只能一步一步地来。人生真如烛上光焰，闪亮的只是刹那与瞬间，而刹那即永恒的赢得，何其难哉！一日立于窗前，见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及各色人等，匆匆忙忙，忙忙匆匆，忽觉可笑：这其中，有多少人是主动的？有多少人是无奈的？有多少人是目标明确的？又有多少人是盲目随大流的？更有多少人是连自己在干什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的呢?又一日，与两位前辈诗人闲聊，我以为何当今许多知识分子良知尽失相诘：

一前辈言：

“这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你看到的都是真实。”

另一前辈言：

“现在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到最后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再过四个小时，就要跨入2007年了。濠河上迷乱的灯光，稍远处喧嚣的市声，一切的一切，似乎离我很远又确实靠得我很近。平时自得的犹如飞翼河上的书房，此刻却有一种仿佛成了浩淼的大海上一个孤岛的感觉。我很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也很知道我的将来是什么！我更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干什么”！我常常想发疯，或者正在发疯，但我只能也已习惯于在纸上呓语和发疯。

“去大海是我的向往，我笃信自己的选择。”这是尼采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