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朱惜朱　打破常规——余任天先生的楷隶印（1993）

余任天先生（1908—1984）是一位诗书画印四通的艺术家。在印章上，他早年宗法汉印，中年转益多师，在师法邓散木的同时，汲取吴昌硕、齐白石等多家长处，五十岁左右努力求变，从古代金石碑版、瓦当文字、汉魏六朝碑志中取神得意，创出自己面目。尽管余任天先生的篆书印功力深厚，技艺精湛，然与他的楷隶印相比，似乎还略逊一筹，如把他的印作放入印学史中去考察，他的楷隶印似更值得人们探究。

图1、图2

余先生楷隶印的磅礴气势一般印家是难以比肩的。他认为，篆刻中应有气势：“顾全大气势，注意小节目，分明看起结，轻重间疏密”。他在《余任天》一印的边跋中说：“画家有泼墨惜墨，治印亦应泼朱惜朱。”确实，在他的楷隶朱文印中，“惜朱”的手法极精；他的白文印中。“泼朱”的成份也极浓。如他的朱文印《天庐》（图1）、《老复丁》（图2），惜朱如金、泼白如水；他的白文印《学以养生》（图3）则惜白如金，泼朱似水。这种大起大落，强烈的朱白、疏密对比，陡然激起了如冷热空气相接时所产生的“动荡”效应。

图3、图4

在用刀上，余先生更是大刀阔斧，势如破竹，真有百刀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威风，如《打破常规》（图4）一印，线条刚健朴拙，干脆利落，运刀之起结还历历在目。谛视印作，我们仿佛看到余先生据案挥刀砍斫而又无不“中节”的情景，也仿佛听到了他那如雷击般的戛戛刻石声。

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云：“作词有三要，日重、拙、大。”重、拙、大也正是余先生楷隶印的又一特点。

我们看他的《能事为下》印（图5），一反常态，既重且拙，刀刀凝重，笔笔浑穆，犹如一久经沙场之老将，也如一阅人世百年的苍松。《老莲同乡人》（图6）绝不打扮作态，真率自然，布局、字法、刀法均重极、拙极、大极，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溢印而出。余先生曾说：“大家书画，拙多于巧，巧处不易见，但觉博大：小家巧多于拙，巧处易见，而觉其浅薄。”这一句话，其实也正是他自己印章的极好注脚。

图5、图6

敢于打破常规，为人所不敢为，这是余先生楷隶印的再一特点。

明代印论家吾丘衍曾告诫后学说：“纵有斜笔亦当取巧避过。”余先生的篆书印确实较为忠实地规范了这一点，然他的楷隶印却毫不顾及于此了，他在读《齐白石年谱》后曾赋诗云：“老来变法信心雄，笑骂由人眼底空。”深谙印之三昧的他敢为天下先了。上述几印及《钢水长流》（图7）、《任天白事》（图8）、《沙文若》（图9）等印，如果没有如此大胆地运用斜笔，也就没有现今这样“另开生面”、“奇趣横生”的艺术效果了。

图7、图8、图9

在楷隶印创作中，处理好斜笔是很难的。余任天先生如此高频率地使用斜笔，是自有其“个中因由”的，因为他认为，“斜笔用得好，有石破天惊之妙。”总的说来，他处理好斜笔的经验有三：依靠边的厚重来压住斜笔（如《沙文若》一印），依靠其他平正之笔画来压住斜笔（如《能事为下》一印），一印之中有多个斜笔，必求笔势的协调与平衡（如《老莲同乡人》一印）。

总观余先生的楷隶印，我们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苍茫朴厚绝不类同于粗俗草莽的韵味，一种浓郁的书卷之气，这与他重学问、会心致远是分不开的。余先生认为：“多读书、多读诗词则联想丰富、意境高旷”，又曾说：“印章要苍古浑厚、隽雅，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有书卷之气，万万不可忽略的。”他对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读万卷书，并不是要窃取它的诗文；行万里路，并不是要模仿它的山川形势。而是在自己下笔的时候设法避免它，不致重复，否则见闻不广，则易落前人窠臼。”他的上述观点已能很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印作令人回味无穷的原因了。

当然，如果我们以“纯现代文字印”的要求来衡量余先生的楷隶印，自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有的印因斜笔过多而使得全印不够和谐，有的印化后的文字篆味太浓，在布局上也未能脱开古玺、汉印的规模等。但这些我们又似乎不应该苛求的。因为现代文字印或者说楷隶印要形成自己“独立的一套”，那是一项大工程，说不定要经过几辈甚至几十辈有志者的努力才能成功，余先生的努力已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借鉴，这也正是余先生楷隶印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