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得”亦可

 

南通日报专栏：兼得斋夜话（三）

此生若生意（物质）与文化（精神）两者不能兼得，吾当弃商就文，即使易名“偏得斋”，当亦无憾。

 

据母亲讲，我出生三天即进医院，于是急忙寄名给东宅徐家，小名徐辉，大名杨徐辉。

 

以“谔”为名始于读师范时。我平素喜“直言”，又爱开他人玩笑，屡为班主任所斥。某日读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深慕雷军长之为人，见描述文字中有一“谔”字，乃取之以为笔名。

 

参加工作后曾以“若愚”为笔名，后得知一同事之父亦名若愚，乃弃之。

 

昔年写有研究肖形印文章十数万字，其中关于苏州矫毅先生的有多篇。蒙矫先生厚爱，时赐字画予我，以资鼓励。亦曾召我前往，出示家藏之春秋、秦汉古印及珍稀印谱供我欣赏。一日来函云：“若欲拜吾为师，当具拜帖。”我不知拜帖样式，乃驰书海门刘延驰先生，刘老于古绣像小说中找到一拜帖样式寄我。我依样写具，外罩从百货商店购得之大红绸面聘书，寄往苏州，矫老欢喜认可，回信时赐字“直簃”。有附言曰：谔字有耿直之意，簃乃竹，性直而虚心。于我期望甚殷。

 

习书多年后，我自号“兼得”斋。“兼得”之由来，亦有说焉。

 

一日与一身份特殊之好友聚，谈及启东文联工作，皆觉太过“清静无为”。好友当即致电文联主席某，邀其共进午餐。文联主席正在乡下，接电后赶来，其殷勤如此，自与好友身份特殊有关。席间好友商之于主席曰：“我出钱，杨谔出力，文联出一内刊，登载各协会工作信息及会员作品。如何？”主席嗫嚅良久，终无结果。

 

2019年11月，我于崇川画院举办个展暨拙著《名家书札里的故事》首发式，活动名曰：细碎的流光。在一展品题跋中，我宣布从此日起自号“濠上人”，其意有二：我居于紧邻濠河之启秀花园之九楼；庄子与惠子那场著名的对话。

 

叙述至此，忽然想起一件20多年前的事来：

 

一日我所租住的房东跟我说：“我已把房子卖给了别人，你赶快搬走。”尽管租房合同到期尚早，但与这样的人我不想多说半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士可“驱”而不可辱。我当天就用毛笔写了许多张大大的“求租”广告，四处张贴。后连续两天无回应，甚为心焦，当时甚至做好了搬回老家去住的准备，其情景与《幸福还会来敲门》中黄自立不得不离开方家老屋时的剧情颇为相似。

 

忽又记起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阮元的《二跋》。其一云：繁盛一时之扬州园观，仅仅隔了50年，“按图而索，园观之成黄土者七八矣”。另一跋又云：《画舫录》成书后40年，书中所载之楼台园馆，“仅有存者，大约有僧守者，如小金山、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尚在；凡商家园丁管者多废，今止存尺五楼一家矣”。作为财富、权势、地位象征之楼阁斋馆，竟远不如文人建于纸上之“空中楼阁”可靠。

 

此生若生意（物质）与文化（精神）两者不能兼得，吾当弃商就文，即使易名“偏得斋”，当亦无憾。

（202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