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十年间（十一）

 

2012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给我的感觉是2012年的时间也过得特别快。

 

1月26日，和父亲一起去浦东机场接从香港回来的女儿

 

先是年前母亲在老屋里掸尘时扭了一下，然后我陪她去按摩了几次，越按摩越疼，终于躺下。于是陈永飞相帮请来了人民医院的骨科医生，说估计是骨裂，只能静躺，不能下床，一切都要在床上进行，等躺过正月半自然就好了。于是谨遵医嘱。二姐从南京回来，大家轮流看护。

 

母亲卧床后，我便不能四处乱跑，只好安安心心看书习字。只在1月27日（年初四）那天去南京看了一下马士达老师。直到2月底，我都是在读陈贻焮120万字的《杜甫评传》中度过的。

 

大年初四去南京看望马老师

 

母亲康复了，我却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2月下旬写的《学会慢生活》叙述甚详：

 

学会慢生活

 

年前忙，年后也忙。春节里节奏慢下来了，心理压力却增大了。原因是两年前与朋友合写了一本大学书法通识教材，销路不错，出版社想“一鱼两吃”，就要求我们改成普及版，约定交稿的时间是2月底。可是直到2月将临，我还无一丁点写作的冲动，计划放在书前的一篇“书法常识”，也一直没有好的构思。据说“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平日写作，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然后酣饮，再蒙头大睡，醒后便能援笔立就。我亦仿效其法，无奈才薄，腹稿未成，反增不适。如此折腾的结果是：人易睏、颈酸、头胀，尤其是头左侧有一小块头皮，时不时有针扎一般的刺痛。

感觉忙，感觉心里更忙，尽管很多事没有任何起色，但紧张感却如一张湿湿的大网罩住了自己。生活中没有了任何诗性空间，尽管自己也仍在写，但笔下挤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贫乏和缺少想象力。中午睏极了，坐着打个盹，似乎刚听到自己的鼾声，马上又惊醒了；在高速上开车睏极时，就抽自己的嘴巴或高声狂歌，硬坚持到服务区合一合眼，再上路。

终于在一周前，我感觉自己要病倒了。那天中午我打电话给那位合作写书的朋友，问他进度如何，他说才开了个头，如今忙着博士论文，月底是肯定完不成了。“等他们催了再说”，电话那头的语气好轻松好潇洒。“我一个人先完成又有什么用？反正书还是出不成的。”我安慰着自己。刹那间，我就决定把交稿的事完全抛开，至少最近几个月不去想它。那天中午，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中午又睡了一个小时，醒来后忽觉头胀、头皮疼的症状大为减轻，而且书前《书法常识》一文的提纲也已翩然而至。

我平时很羡慕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浪漫、杜甫“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毗邻哲境的闲雅，那种诗意的慢生活直接孕育了文化史上多少闪光的灵性的作品啊。前几天，又读到李长之《跋鸡鸣寺小品》一文，该文最初发表在1947年梁实秋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专栏。鸡鸣寺是南京城里的一座古刹。作者在文章中追忆了当年与梁实秋等人在南京快乐的慢生活：“有时煮点咖啡，有时大吃西瓜，最常聚谈的是羡林、砺甫和实秋先生全家。除了黄昏时有这样谈笑风生的快聚之外，另一件痛快的事，要算我们白天里只要灵机一动，立刻丢下工作，去到太平路和夫子庙逛书店了。就是下着雨我们也常是披了雨衣，走到鼓楼，遇见所谓野鸡汽车，就登上出发了。假如遇见什么好片子，回来时便总捎带着看一场电影。南京繁华地方的夜景也很美，有一回，已经夜里十二点了，忽然乘着友人的吉普车去兜了一下风。这生活在当时已经觉得有趣，现在回想更觉得值得记下。”

 

在朋友的庄园里写生

 

我平时很反感人人忙忙不迭的状况，而事实上自己也是这类人群中的一个。去年春季，生产业务特忙，我与工人一起劳动，不久即发现自己常常在不知不觉间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心有扑出来的感觉，就像卓别林《摩登时代》里那个拧螺丝的工人。努力要求自己放慢一些，一会儿又高速旋转起来。后来即使闲着，感觉心脏有时也会突然狂跳起来，自己数数脉搏，却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诉之于朋友，朋友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你必须慢下来，不然后果会很严重，事情会很麻烦。几年前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决定要让自己过“慢生活”以后的今天，我又放了自己一天假。午后，太阳亮得耀眼，甚至亮得有些烫人，尽管河角还有残冰未消，但受阳最多的河边浅水里，已有一群群小鱼在嬉戏。它们应该是去秋出生的吧。在河底伏了一冬的青苔，也开始三三两两地浮到水面上来了。自家楼后避风处的桂树与枇杷，竟都开着可人的小花。桂花娇小，一簇簇躲在绿叶间，犹如诗人月下一闪而过的灵感；枇杷的花看上去要肥硕些，仿佛一个个慵懒的美人。“快生活”，让我失去了多少本该可以享受到的欣喜和美妙！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在酒桌上看到的“笑话”。有一天，一个朋友喝得有些高了，就“大彻大悟”地发表宣言说：“猴子奔上奔下，动个不停，才活几年？乌龟老半天才走几步，可活百年。我从今后要学乌龟。”

不知慢，焉知快？个中道理，其实又何止是工作和生活！

 

参加十里坊小学的“开笔礼”，为孩子们点“智慧痣”

 

2月21日上午7：48分，接马师母来电，言马老师于昨晚已走。我在一阵沉默后，只记得回答说：“我尽快来看他。”“来看他”，就像马老师还活着时一样。

 

3月7日，挡不住对马老师的怀念，我又写了散文《一个无法忘却的约定》。

 

一个无法忘却的约定

 

2012年2月21日早上7：48，电话里传来马师母哽咽的声音：“杨谔，马老师昨晚走了。”对于马士达老师的离去我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好一会儿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老师。

我是2010年5月1日晚间得到马老师患肺癌的消息的，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顿觉百事无味”。5月5日我去省肿瘤医院看望马老师，他精神尚好。由于是住在207病区7楼7床，所以马老师当时开玩笑说：“我有三个‘7’，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做手术”。

2010年6月8日，我与朋友陈永飞去看他。当时他在江宁寓所，我们把谈话内容故意不往病情上引，但他一会儿便又绕了回来。他说为什么偏偏是我，又说他在想中、西医如何配合治疗的问题，又计划着以后如何调理。见状，陈永飞便说：“您应该多想想艺术，少想想疾病，这样对你有利。怎么治是医生的事。”受永飞兄话语的启发，我建议说：“马老师，我俩做个‘对话’吧！你的艺术思想那么丰富，我们把它整理出来。”马老师说：“我不长于理论。”我说：“没事的，我提问题你回答，由作品而理论。我们一个月做1-2次，我整理后您再慢慢修改补充。”马老师答应了。我说：“我回家就拟提纲。我们做一段拿出去发一段，全部完成后就出一本书。我们就这样约定了，好吗？”马老师听了我的话，显得有些兴奋。当晚9：00，我又忍不住拨通了马老师的电话，确认我们的约定。他够爽快：“不变！一言为定！”

没过几天，南京的朋友告诉我说：“马老师跟他们说了做‘对话’的事，但他觉得现在恢复得可以，所以不急。”事有常理，怎可违拗？他的艺术思想是一笔丰富的财富，又岂可耽搁？我不禁暗暗怪其糊涂。考虑到此事可能会引起别的联想，我只好先放一放。

 

马师母与小优雅

 

下面摘录的是我的日记中与马老师有关的部分片断，以见事情发展趋向：

上午去省肿瘤医院看望马老师。马老师其实心事较重，但我们谈得很好。他要我留意艺坛上杰出的人物。我婉转地重提“对话”一书，他眼里便有泪光闪动。留到以后吧。（2010年7月21日）

晚梦马老师，其下身有些变形。（2010年8月2日）

下午拜访了马老师，马老师身体还可以。他拿了他给广教寺题写的隶书给我看，尚有力。（2010年9月24日）

马老师情况不好，癌细胞已转移，肺部已有再生。（2011年1月25日）

马老师心理状态不佳，前几日摔过一次，所以如今每晚都有人值班，是真正的病者了。（2011年3月12日）

3月12日那天，马老师脸上少见笑容。他一个劲地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在写《草书》一书，写得正火热。也许他此时又想起了我们那个“先放一放”的“约定”。说实话，我当时有些自私，一是不想中断自己正在进行的写作，二是看他的身体状况已无法实施“对话”计划，故有意不重提此事。但时至今日，如果能够重来，我一定会放下一切，努力践约。在这一点上——我有愧！

2012年2月7日，我的日记里记下了我2月6日晚上的一个梦：

知道他（指马老师）不行了，他的屋里人很多。人一多，我便不愿进去，在窗外向里张望。他竟向我走来，到窗边，敲着窗（他在屋内），示意我进去。他躺下来，吩咐其儿（又像其女，又像其某一学生）把要送我的一本书取过来，书上面有话要对我说。书取过来了，是一本很破旧的书，书后有彩页，已脱落，然未弄丢。我打开前面书页，大概是内页第二页，他用纯蓝墨水的钢笔字写了约100多字，竖写，第三排上部第二、第三个字很枯，墨水没了。字形颀长，不似其以往，不紧不慢。大意是认识一场，很感高兴，但他自知将不久于世，他一生目标未能全部实现，而希望我能不懈努力……。后来场面有些乱，我临向他告别时，这本书却找不到了。于是返身，东找西找，看了很多人异样的眼光，最后终于找到了，但一翻两翻均不见他写的字……于是又一页一页地翻，终于又看到了。后面已脱落的彩页还夹在那书里。

唉——马老师离开我们已半个月了，但我还不知道能何时以何种的方式来了却我俩那个曾经的约定。

 

八尺整纸狂草   陆游《楼上醉书》

 

4月上旬，处于“慢生活”中的我花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路遥长达100万字的小说《平凡的世界》。

 

4月中旬开始，重读朱东润的《陆游传》。

 

5月11日，省有线台为我拍一短片。记者问我：“是什么原因让你在这短短的几年间写出了几部书法理论著作？”

 

我答：“这几年，艺术评判标准混乱，已严重影响并误导了人的精神生活。五六年前，我还指望通过艺术批评的方式来为扭转颓风起一点点作用，现在看来，是自己过于乐观了。开始几年，艺术界的“权贵们”面对批评质疑，还会作一些狡辩或说明，如今任你再批评，他们已经懒得作出回应了。你批你的，他做他的。但我的心还没死，因此，我这几年，希望以理论研究的方式，向人们讲述艺术创作规律，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美。这些著作，是我另一种方式的艺术批评。”

 

 

当然，这一问一答，在播出时被删去了。

 

5月27日，晨起，到荷塘曲桥上散步，脑子里蓦地冒出四句偈语。

 

回到家里时念给女儿听，女儿说：“现在说这个好像还早了点吧！”

 

“那当然！估计要到85岁时才对外公布，到86或87岁时就该去了。”我说。

 

呵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