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桥”龟钮篆印的几点质疑
《四川文物》1993年第3期刊登了黄节厚先生撰写的《南川征集的“三桥”龟钮篆印》一文。文中说,四川省南川县文管所征集到的一方印文为“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的印(图1)经过文物工作者的鉴定,认为不是赝品,而是真品中的珍品,并把此印定为二级文物。笔者读后,查阅了有关资料,不以为然,现有几点疑问请教于方家。

图 1
一、文彭的印风
由于文彭之世,印人尚无辑自刻印成谱的风气,至使今人不能概见他一生印的全貌;二是艳于文彭的影响,依托作伪之作充斥于明,清,以至“赝鼎遍天下。”魏锡曾《书印人传后》说得干脆:“国博印独其诗笺押尾‘文彭之印’‘文寿承氏’两印真耳。未谷先生(桂馥)论文氏父子印,亦以书迹为据。今人守其赝作,可哂。栎园(周亮工)相去不远,所辑当不谬,竟不得见,则终不得见矣”(见《绩语堂题跋》)。
我们这里可以依据有关资料对文彭的印风作一分析。据明人王野称,文彭的篆刻“法虽出入,而以天韵胜”(王野《鸿栖馆印选》序)。王穉登评文彭印作:“非俗非陋,不徇不拘”(王穉登《古今印则》跋)。李流芳在题《汪杲叔印谱》中言文氏“颇知追踪秦、汉,然当其穷不得不宋、元”。另外结合文氏书画真迹上的自钤印如“文彭之印”(朱白各一)、(图2、3)、“文寿承氏”等印相对照,可知文彭的印作是以安逸典雅、沉静清丽为基调,刻意追溯汉法,犹有宋、元遗风,这也完全符合事物初创时期的一般规律,因为《顾氏集古印谱》的问世是文彭暮年之事。而新发现的这方印为嘉靖庚申年,即1560年,当时文彭刚过花甲之年,正是创作上的鼎盛时期,因此当时他的印风应该是正如上面所叙述的那样。新发现的这方多字印,应该是一方不算很差的仿汉之作,全印气息也还古雅,但线条疲软臃肿,这与文彭的可以断为真品的几方印比较,不但篆法不类,意趣不同,气息上也相差甚远,另外,此印镌刻之线条,与文氏的曲而挺、细而劲无法相提并论。

图 2 图 3
二、印边残破情况
稍晚于文彭的沈野有记载,他说:“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沈野《印谈》)。这表明,文彭作印边时追求“金石气”。这种以纯正洁净的篆法,匹配以剥蚀古朴的边栏的处理方法,成为后世修饰印面技艺的先声。我们从可以断为真品的几方印中看出,文彭印章的残破是相当厉害的,有的几乎无边。按理,文彭自用印,刻成到使用的时日不会很长,因此自然残破的成份不太多,新发现的此印,历经四百多年,印边应该残破更甚才是,而现在我们见到的,却只几处微有残破,这又是否露出了一点“马脚”?
三、边款字体与印文字数
据黄节厚先生言,这方新发现的印,边款为“嘉靖庚申仲春篆刻三桥”十个隶字。韩天衡先生编著的《中国印学年表》载:明嘉靖26年即丁未年(1547年),文彭首创以双刀冲刀刻行楷书边款,而首创以双刀冲刀刻隶书边款的为明万历38年即庚戌年(1610年)的著名篆刻家汪关,此时文彭辞世已近四十年,晚明嘉靖庚申年即新发现的印之边款所示年代整整五十年。另外,边款文句也别扭、欠雅,文彭作为一个博学多才之士恐不会有此疏忽吧。
文彭之世,文人治印虽然已蔚然成风,但印文字数一般不多,六、七字的已算多字印了,而此印竟有十四字之多,又难免不让人“惊讶”。以这么多的文字入印的闲章,是到明末清初时才零星出现的。
四、印材与钮式
据周亮工《印人传》中说,文彭在南京任国子监时,偶过西虹桥,见一驴驮石两筐,一老人肩扛两筐随其后,文彭好奇,遂将四筐石买下,经过加工,便是灯光冻石。以石治印虽不是自文彭始,但确实是他“引进”并广泛推行石章,开辟了篆刻史上的石章时代。上面说到的“灯光冻”,属青田石中一种,产于浙江。文彭是苏州人,比邻浙江,也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在有关文彭的史料中,我还未见有文彭用寿山石治印的记载,而新发现的该印,不但为寿山石(寿山石因产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的寿山乡而得名),而且印钮为龟钮,“龟纹清晰娟丽,刻工精湛逼真。整个龟钮状若蹒跚曳尾而行。俨然春雷已动,余寒未消,负朝阳以暖其背,颇有舒缓弯 之态。与五代后蜀画家黄筌(约903-965)所画《寒龟曝背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黄节厚先生文)。在文彭刚把印石引入篆刻领域时,就出现了如此精妙的印钮于理恐有些不合。“因此一般学者都认为:明初石章盛名,而印钮的普遍流行可能略晚于石章篆刻。只有篆刻的普及发展,印钮的雕刻和印石的装饰等才能产生、发展。根据寿山石薄意艺术的雕刻雏型,产生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印钮定在薄意之前,大概相当于彼时,是印钮雕刻的普及阶段”(叶伟夫《中国印石·印石和印石艺术》)。因此新发现的该印是否是真品,此处又有一疑点。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这方新发现的“三桥”印是清代人的伪作,其产生的大体年代可能晚印之边款所标的嘉靖庚申年100年左右,也即清代顺治年间。
原载1996第4期《四川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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