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对话（外四则）

（本文刊载于2026年4月3日《南通日报》）

开春，与家人团聚于南京文豪花园，以闲聊、弄笔、赏花、听鸟、观云、浴风、遛狗为乐。人不拜我，我亦不拜人，世俗之应酬遂息。闲居多杂思，信马由缰，姑誊录数则。

画  竹

竹为最常见之物，然历代专以画竹名家者寥寥。画竹：摆布易率性难；工笔易写意难；繁复易简拙难；画晴天之竹易，晨雾、雨雪之竹难；画新生之竹易，老、枯、断、倒之竹难。五代李夫人、清代郑板桥模纸窗竹影为写生之一法，实非上上之策，由立体而平面，生动已失其大半。画竹之佳者，不仅在合于物理，贵在画（写）出画者之心理，状竹之如欲与人语，于纸上生“吾之自然之竹”。画竹如不见画者之情性，乃俗画无疑。

潘天寿的石头

潘天寿画中的山石，多作大块方形、长方形或接近方形的处理，这是有现实作范本的。2009年春节（正月初四），我去宁海寻找潘天寿小时候樵牧过的雷婆头峰，见过那种岩石，就是潘天寿画中的形象，鲜明、独特、撼人。潘天寿于画上署款“雷婆头峰寿者”，足见故乡风物对他影响的深巨。

同样生长在那里，或者也是见惯了这类“千里岗砂岩”的画家为什么没有以此等形象入画？与画家的“个人特质”有关。也就是说：艺术家的生活环境对艺术创作会产生影响，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排他的功能。就像同样一块土壤，会生长出不同的庄稼。

三点想法

写《马肖形印》一文毕，忽生出三点想法，自以为有些意思。因专栏文章有字数限制，故另录如下：

一、肖形印的出现最早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作为印模用于复制图纹，后来其意义被延伸拓展至宗教、求吉、抒情、鉴赏等方面。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大致都是始于实用，终于美好。

二、在文人参与肖形印制作前（特指以艺术创作为目的，而非商业化的生产），同一题材（样式）的肖形印都不是唯一的一个，它们是由一个或几个相似相近的模子复制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高度相像的肖形印出土。汉代铸造的文字印，应该也采用了字模技术，比如《巧工司马》一印，是由“巧”“工”“司”“马”四个字模拼凑好后浇铸的。

三、有人把肖形印称作生肖印，这一称法不妥。首先是汉代始有生肖，人的生辰属相最早见于南北朝文献，而肖形印的起源远早于汉代。其次是肖形印题材广泛，据我有限的观察，在古肖形印中还未见有猪肖形印的实例。

再悟“四老”

正月初一下午，独游求雨山，瞻仰“金陵四老”（林散之、胡小石、高二适、萧娴）纪念馆。旧地重游，风景依稀当年，然于“四老”书画之悟却有新得。

“四老”同处一城，用笔及书趣绝不雷同，各有胜擅，并均把“专擅”做到绝处。

作为形式的“结字风格”，四人也判若鸿沟，与古人及各人之师有相当大的距离。

“四老”笔墨所体现出的各自的内心世界可谓气象万千，自成宇宙，这一点让人感到最为震撼，体现在艺术方面，是他们敢如此独立自我的最大底气。“独能画我胸中竹”，“天机流露出精神”。（林散之诗句）

分而论之：

林散之满卷山林气、逸气。在他的书法世界中，有自在、幽独、丰茸的小花小草以及灌木，也偶见苍松老柏。淡泊、超逸，还有一点点狂傲，是得道后的自然呈现。

胡小石的书作坚实不苟，在凝重质朴中有姿媚跃出，见文采风流。文质彬彬，有贵族气、静穆气，出于乃师李瑞清，又异于师、胜于师，深厚的学问是孕育其书艺的土壤。

高二适狂草之“狂”不是疏狂，是超级理性的“倔”，在世人眼里即为“狂”。他的“倔”源于他的赤子之心，只认理，不认人，不识世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草书于细密、严谨、繁复、多变、快速中见从容，龙飞凤舞时不失条理。倔与真是他处世与为艺的底气与风格。“虽千万人，吾往矣。”

萧娴自称庖丁，然其书如高山大海。极奇险壮伟出自极平常娇小（指萧老身材）。萧老的内心，一定藏有五岳，有四海风云翻卷，形诸于书，即为沉着豪迈之气象。“书中有我，眼底无他。”

对  话

正月初十，顾琴来通，与之会于藕园绣园厅。临窗而坐，但见柳丝萌绿，婆娑于细雨中，几只小野鸭随波荡漾。话题由张謇而于艺坛，又及于双方艺事。我陈述自己未来计划毕，说：

“年届六十，僻居一隅，沉浮人海，乐此而不疲。故不求闻达，一切委之于天而已。”

“兄之计划甚好，吾甚羡慕。别忘了篆刻一项。兄之篆刻特别，甚好！可惜数量不多。朱培尔近年刻印甚多，广请朋友为他挑选。有的印非常好。”

“吾刻印，必俟灵感。”

“如此岂非更好？”

“近年基本不读书论印论，多以文史哲消遣。”

“书法于吾等容量太小，确实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