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超以象外 真体内充——评罗荣篆刻近作

两个月前，罗荣兄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为他的印写上几句。我说：“我不是曾经写过了吗？20多年前我写的《他年谁是出群雄》一文中有你。”“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希望你为我单独写一篇。”罗兄的语调很平静，也很肯定。

《他年谁是出群雄》一文写于2004年。文章对国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十余位篆刻精英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他们的前景，在谈到罗荣的篆刻时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罗荣以圆朱文名世，他的不凡处在于能把圆朱文刻到极处，且能刻出多种样式来。罗荣可谓‘印痴’‘印狂’，人一旦进入‘痴’、‘狂’状态，你就保不定他明天又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来的。”

我与罗荣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来往不多。2004年后我甚至没有认真地关注过他在篆刻方面的进程。印象中，他没有什么“惊人之举”，只是无论环境怎么变化，依旧认真刻印，依旧是刻得最好的极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有时候我又怀疑：自己当年对他将来会是“出群雄”的判断会不会有误？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个传闻：在一次篆刻研讨会上，篆刻大家马士达先生指出：“罗荣的篆刻已经工到了极致，好比已经到了塔尖，但是，接下来想要在塔尖上再加塔尖，怎么加呢？”我当时对马老师的说法深以为然。

在那次通话后十多天，罗兄又与我约了一次，这次他如约而来。他拿出了精拓的新、旧两批印章29方，装在一只塑料文件袋里，方便我写文章时比较。怕我印文识读有误，又把每方印的尺寸、印文、边款释文编成文件发给我。我那天因有事急着要出去，收下后就匆匆送走了他。于是那个文件袋在我的书架上躺了一个多月。十二月中旬，为了给自己放个假，我准备撇开俗务去南京小住几天，临走时想起了罗兄，就顺手带上了那个文件袋。

到南京三天后我方才打开那文件袋。罗兄的近作是一组名为《道德经摘句》的“巨印”，共10方。之所以称之为巨印，一是因为组印中有6方印的尺寸够大，如圆形印《玄之又玄》直径达8厘米；《玄同》一印尺寸为5.1厘米见方。另一个理由是这组印的气象之大——“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能把工稳一路的少数字大印刻到“雄浑”的境界，在当今少之又少。气象大是其近作特点之一。我初赏时欣喜的情形，一如明代袁宏道坐陶太史楼得徐文长《阙编》诗一帙，“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

天底下能刻工稳印者如过江之鲫，这几年尤甚，与仿古玺印形成两大“俗流”。工稳印最能讨世人的欢喜，作为艺术，它最大的障碍是容易刻板雷同，走向媚俗；一味勾刮，纤弱无力；与思想情感无关，沦为低级的工匠活。我当年之所以特别推崇罗兄的印，不是因为他得过什么大奖，而是他能在工稳中杂以灵变和机智，不管是朱文、白文，均能不拘一体一格。现在把他当年的成名作与近作《道德经摘句》组印放在一起，感觉犹如一位俊美的少年与一位饱经风霜的学者站在一起。记不清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按理，年轻还谈不上美。”如果从“充实之谓美”的角度讲确实如此。青春之美总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点肤浅，有那么一点点经不起推敲。

从艺者都知道艺无止境、不进则退的道理，但事实上大多数人沉溺、留恋于往日侥幸成功的经验中不能自拔，日复一日，作品便越来越僵，越来越差。除先天才气不足外，有人在继续前行的途中倦怠了，有人身心蒙受了世俗的灰尘。20年前罗兄的印有“月明华屋，画桥碧阴”之美，如《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雁荡》《烟云供养》等印；如今他的印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如前面说到的《道德经摘句》组印。两者是“形而下者谓之器”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区别。充实是罗荣近作第二个特点。

《华严经》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歌德《浮士德》说：“在大世界中营造众多小世界，人类的传统历来便是如此。”罗兄近作的第三个特点完整而丰富。一方印就是一个世界，里面满满当当，应有尽有，欣赏者自可心驰神醉。相对而言，他20年前的那些成功之作，尽管“满身罗绮”，却给人略显空荡、寒酸的感觉。近作《致虚极守静笃》一印作圆形，直径为4.9厘米。圆形加大篆，布局时远不如方形加缪篆来得方便，文字间易生掣肘之弊，更何况印面巨大？然罗兄真不愧为个中高手，偏能利用这些不利因素，通过挪移、嵌合等手法，出奇不意，取得了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多处留红也见匠心、生妙趣。《安平泰》一印，5厘米见方，布局极疏朗，气脉流转从容；印框作厚边处理，类秦玺，如封泥，不作残破，围住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印中三字，犹如三幢建筑，微具姿态，遥相呼应，组成一个和谐静穆又缥缈的世界。近作中另有几方仿汉白文印，也有此特点，如《知其白，守其黑》《以慈卫之》。

人都喜欢生活在自己搭建的世界里，因为那里有自己的意志和梦想。罗荣兄的世界是一个“无处不印章”的世界。他有一回来我处，见一印刷品上有一方古印甚好，遂当场用笔勾摹。组印中《玄之又玄》一印最妙！其取法或可远绍至商代的鸟纹族徽，但见几根遒劲的长曲线，若游龙，若长风，圆形印面犹如天一样的穹庐，里面畅流着一股神秘而又雄浑的真气。优秀的艺术从来都是新鲜而又古老的，新鲜能起人观赏之兴，古老能引人联想怀思。《玄同》一印的印文处理或许受到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纹饰的启发，通过抽象的装饰手段传达“玄”意，吉祥止止，瑞霭纷纷。这两方印入印文字的“篆法”，已属“跨界”，当属罗荣的创造，也可以说他的入印文字之变，已突破了传统印章单一的篆文“之象”，内涵与审美趣味更为丰富多元，这是罗兄近作的第四个特点。

说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AI技术进入篆刻领域，印稿的设计会变得方

便多样，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陷井。艺术创作一旦“工业化”，一旦可以不经过人的心灵，作品就会从根本上失去艺术的属性。在我的理解中，以前“篆”（布局）和“刻”就像王阳明的“知”和“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今若有AI技术参与布局设计，那么刀法的地位就会一下子变得十分重要起来，就需要加倍强调尽心尽性地使刀如笔，能不能做到刀随心（情、意）动就成了挽救篆刻艺术生命的唯一机会。

当然，组印中也有某些印的某些“细节”的处理值得商榷：如《专气致柔》一印中的“气”字最后两曲，“柔”字中上部均等的三个半椭圆形；《大象无形》中“象”字的“四足”。因过度追求工巧、装饰性而略嫌烦琐，反堕小趣味。篆刻创作具有较强的工艺性，高明的作者在创作中应当尽量减弱这一特性而又不失印味，以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为上，以抒情、达道、体现心灵境界和高级审美趣味为上，不以世人之喜好为追求，不因他人不如此想自己便不如此或不敢如此。这些年来，我的艺术批评一直坚持己见，有话直说，故常拂人美意，罗兄明知我固执如此，仍执意相“请”，足见其有足够的自信。变则通，通则变；不知变，实不足言通。罗荣的近作，没有在塔尖上再加塔尖，而是结合自己之长，另辟他途，直接更换了塔尖的“内质”，走出了一条当年马士达老师也没有想到的新路，是当代印坛近年少有的大收获之一。犹如破晓的啼声，催人反思。

世俗的荣誉与悟道的寂寞之美从来不能并存，就像幸福和美貌不能长久地结合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愿罗荣兄素处以默，甘享寂寞之美：

“跟随永恒女性，

我等上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