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我面对过的困境（三）（根据录音整理）

我面对的第二个困境属心理困境。我发了很多文章、作品，但是我加入不了上一级协会，在教育岗位也不受重用，当时想进少年宫都进不了。那时很多展览可以投稿，我不懂，我也不懂加入协会要申请。我只管写文章，我只管创作。人是需要鼓励的，但那时没人鼓励我。有一天我甚至突然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

1990年，我到北京大学去进修，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感觉就是头脑一热。心里说：“反正教书也教不出什么名堂，书法上有了名堂也派不上用场，一个乡下教师混一辈子也混不出个所以然。”

对我刺激最深的是我们永和中学有一个老师，水平非常高，但岁月把他磨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怕我将来也是他这个样子。昨天读黑塞的小说《悉达多》，他引用了一句话说“命运与性情是一个概念的两个名字”，也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意思。我跟那个老师不一样，我要反抗，我要改变。我就跑到北京进修去了。其实我当时不具备任何物质条件，那几个月我没有工资收入。刚才旁边有人问我靠什么在北京混？进修要交钱，还要住和吃。幸好那时候我女朋友也在当教师，有她支持我，给我寄钱。

那一段人生很艰苦，但是，在北大进修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到顶尖学府的顶尖学者：袁行霈、王玉池、高明、陈玉龙、杨辛，李志敏、沈鹏，还有欧阳中石等，都亲自给我们上课，还不是只讲一节课，而是讲一个系列。现在的学子就没有我们当时的福气。我们晚上有时候还到教授家里去，先打个电话，对方要在家，从来不拒绝学生的拜访。那样做最大的收获，就像偷偷地溜到“舞台”后面看演员化妆、换戏服。我主要看教授桌上摊的什么书？从那些书上推测人家在干什么？是怎么干的？每次拜访，对我触动都非常大。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不知不觉间就忘记自己正处于第二次困境。进修回来，我写了一篇长篇论文，后来在《书法研究》上发表。发表以后又被北大收到《中国书法文化》这本书里面去了，这篇文章后来又入围了首届兰亭奖·理论奖，50年，6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1991年，经浙江衢州的张志攀先生介绍，我加入了中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协会。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省会员。有的人因为一直得不到鼓励，就不想再学了，我也是如此。回来不到半年，我发现这第二次困境我其实没有真正走出来。我开始对未来产生怀疑，对书法失望，逮住了一个机会，我直接就进了生意场。我进了盖天力公司。进入盖天力公司我首先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做生意。当年在生意场上混的见闻，心理体验，关在书房里的人是想不到的。我现在明白，要珍惜自己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哪怕再不愿回首的人生经历，都可以从中吸取到正面的力量，对艺术创作都会有帮助。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不会是浪费。这一段经历，给了我后来冲向艺术的胆量，也打下了经济基础。做生意其实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的，有机会就下手，这一点跟艺术创作是相通的。有一个在报社工作的人，他告诉我说做生意有个窍门：脸皮厚、心肠狠、下手快。我们做艺术，脸皮厚倒不一定必须，需要有毅力这是肯定的。下手也要快，下手快并不是说写字作画创作速度快，而是你若是有了想法，你要马上把它记下来，或者付之于实践、尝试。一个新风格的诞生，有时候可能就是刹那间闪过的一个念头、一次尝试。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这本书里的内容是很典型的“下手快”。书里的这些文字是怎么来的？是我这么多年临帖、创作或者读书、散步时，突然生出的感慨，冒出的一个火花，马上在纸上记下来。我书桌上有很多碎纸片，一两个月整理一次，有价值的斟酌修改，有时候一下子集拢了几千字。我与《南通日报》的关系比较好，就给他们发表。陆陆续续地写，陆陆续续地发。

平时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不仅仅是书法。你写书法时可能也想到了其他，比如说是诗歌，也可能是音乐影视，等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书法与其他艺术打通，很多次、无数次的冲撞、打通，互相启发，艺术感觉会越来越丰富。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必须一有灵感就记下来，不管有用没用，不要懒。哪怕是梦里做梦，醒过来后马上记下来，若不这样，你再睡一觉，连影子都找不到了。“事如春梦了无痕”。最近在梦里得了一句诗：“金花光影雁背来”。记了下来，现在读到那句诗，还会想起那个梦里的其他场景。那些场景氛围可以证明这诗的合理性。

《不肯低头在草莽》出版前，我在看最后一遍的时候，感到很奇怪：我怎么曾经有过这么多奇怪的想法的呢？恰恰是这个，让我的精神在世界上留下了一个痕迹。

为了真正地冲破第二次困境，我做了一个抉择。

2000年前夕，江苏省书协换届，尉天池带了几个副主席来南通，徐利明点评作品。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到，大家说“杨谔来了，杨谔来了”。徐利明老师说：“你不是河南人吗？怎么跑这边来了？”估计是因为我经常在河南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徐老师才有此印象。我说我是南通人。徐说你就是河南人。然后旁边有人证明说杨谔确实是我们南通人。徐老师对我作品的评价我还记得：“感觉很好，不懂笔法。”其实这样的话在我去上海向赵冷月先生请教时赵老也说过。他说：“你艺术感觉很好，但是不懂得写字。”那段时间，我尝试用佛教禅定的方法创作书法，这个赵老也看出来了，所以批评我的字“太冷静”。他谈到上海有个理论家：“自己认为很会写，其实不会写。他人又不谦虚，谦虚的话我教教他，不谦虚我就不教他了。”我赶紧问我接下来怎么办？赵老说：“哎，你不要急。你感觉很好，你多练就能冲出去，冲得出去，多练功夫。功夫练练就来了。”再说回徐利明老师说我不懂笔法，做生意不是说下手要快吗？那天徐老师话音刚落我就说：“徐老师，那我跟你学可以吗？”“可以啊。我正好有个助教班，你过来吧。不过我要告诉你，一年已经有半年过去了。”徐老师很爽快。时间半年则正中下怀，为什么呢？一年我恐怕坚持不下来，半年我可以，因为我那时毕竟还在经营着一家企业啊。后来我就去了南艺。徐老师上课不保守，他有个大优点，愿意写给学生看。在南艺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他写字。

班里共有8个同学，我是最不会写字的。有一天徐老师给了一个内容，要求每人写一张作品，我最后竟不知道怎么落款。做生意的这5年，我几乎把书法全部丢掉了。理论也丢掉了，实践也丢掉了。书法篆刻对于我就像一场梦。学习结束以后，我回到了厂里，依旧打理生意，但也天天练字。慢慢的慢慢的就来感觉了。但几个月后，又想放弃。

有一天，秦能老师跟我说：“你不能靠理论加入中国书协，你要靠作品。作品最能说明问题。”正好八届中青展征稿，我于是也准备投稿。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雕琢”，“雕琢”了5天。开始写不出来，想起张锡庚先生曾教过我：先选定内容，然后选择合适的尺寸、样式，要写得让评委一点毛病都找不到。关门的第一天静不下心，第二天也静不下心，第三天突然发现能静下来了，写字的时候周边全不存在了。八尺纸太贵，我就学人把两张四尺的接起来。考虑到自己控笔能力比较差，就不用生宣，用半生熟的洒金宣。到第5天的时候，临睡前看到只有一张接好的纸没被涂成废纸，随手就把它也涂了。写完以后挂起来看，不满意，往墙边一扔。

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事物上面的时候，人与事物便很难再分开。后半夜3点钟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书房里面看自己写的那些废纸。一张一张地看，只有最后扔掉了的那一张似乎还不错。第二天早上再拿起来看，仍觉得还不错。截稿的最后一天，我拿了这张作品去投稿，结果中了，被评为入展作品。孙晓云老师后来告诉我说：“你这一张作品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这张作品挂在整个评选大厅的最前面。就是所有评委进门看到的第一张作品就是你的。你问为什么我偏记住了你这张作品，因为直到评选的最后一天，它仍挂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表明那个叫杨谔的人作品最后一关也过了。”

这次书法的困境，历时较长，从光玩理论、不知道怎么投稿，到理论结合实践，到知道怎么雕琢参展作品。最后经过了到南京艺术学院进修这个过程，实现了突破。如果不到南艺进修，我可能现在都不懂用笔。

书法用笔的核心是什么？

八届中青展那件作品我写的是两首自作诗，其中有这么两句：“一朝得侍先生右，始知全从八法来。”什么笔法？无非是“永字八法”，其他所有花花头全是假的，就“永字八法”。据我自己体会，前面的理论研究积累在这时起了作用，对我创作的帮助很大。那一次在南艺的进修，让我知道也迫使我在书法实践上回归传统，与理论相互印证。不然我的理论至今是空头理论，我的实践是瞎弄，甚至可以说是胡闹。就这样，在忙忙碌碌的冲刺中，我度过了第二次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