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我面对过的困境（二）（根据录音整理）

我跟一般人稍微有点不一样：没有老师，我就想办法去找老师。机缘凑巧，那时候无锡书法艺专招生，南京艺术学院在无锡书法艺专设了一个大专班，我去考过脱产。学校不放，加上我也交不起学费，就没去成。我报名参加过无锡书法艺专的函授。上师范时我学的是普师，根本不懂书法理论。那时候函授课程开得还挺全，楷书是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行书是王羲之《兰亭序》，篆书教材是高石农的字、隶书教材是刘铁平写的，华人德编《古代书法理论选注》，还有《中国书法简史》、诗词等等。毕业的时候要交一篇论文，我绞尽脑汁凑了一篇。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帖临下来，练习做下来，教材读下来，虽然说不上清楚，但对书法起码了解了一个大概。

为了走出困境，第二步是要在周边找到好老师。后来打听到我们隔壁南阳中学有个老师叫施惠新，书法很好，于是就跟同事江向辉骑着自行车找到南阳中学。打听到施老师的宿舍，他不在。从窗户往里看，看到宿舍墙上贴着他写的一副对子：思飘云物外，诗入画图中。觉得很美。

后来很巧，施老师调到了永和中学，我则在永和中心小学任教。常常一到中午，我就骑着自行车“哒哒哒”跑到永和中学向他请教。一年后，他调到了县广播电台。我又骑着自行车“哒哒哒”到广播电台向他请教。那个时候，我又开始有了新的野心，我想写得全永和乡最好，在全县也算是好的。我开始看一些理论书。那时候工资很低，第一年一个月是41块5，后来略有增加。我开始往外跑：跑上海，跑南京，跑杭州，还上了北京，古人把这叫游学。去北京那次为的是看第三届全国书法展。住不起旅馆，就住在人家建筑工地上。那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只是工资收入根本不够我开支。施老师在文化宫办书法培训班，我暑假就在那边帮着上课，一个暑假下来能挣好几十块钱。几十块钱在那时候可以跑几个城市。这个住啊，什么吃的，反正简单一点。我学习书法起始阶段缺少指导老师这一困境就这样被我冲破了。

我1984年中师毕业，好像是89年的时候，南通市搞了一个“文峰杯”书法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当时评委都不知道我这个人。我是一个“问题教师”，当时正被发配到全乡最偏远的公兴村小学。

南通日报发表了施琪撰写的人物专访（1989年）

在公兴村小学最痛苦的是单身的我常常没地方吃饭，买一个馒头，一包榨菜，弄点开水，就当一顿。学校有厨师，他只烧中午一顿饭，他若是有事，连中午一顿都可以不烧。晚上，其他老师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住在学校里面。学艺术最艰苦的起步阶段，跟人生的最艰苦的起步阶段就这样神奇地同步着。面对双重艰苦的我毫不气馁，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失少赢多。

我想要改变我的人生，但我的父亲、母亲，舅舅、叔叔之类，都不是当官的，也没有钱。我父亲在南京工作，回来后地方上的事他根本不懂。所以全靠自己，当时就是咬着牙，硬挺。

书法得了南通一等奖以后，当时就觉得自己是成功了。其实现在看看这算什么？

喜欢文学没有结果，就开始写些书法心得文章。我1987年开始发表文章，最早一篇发在四川一所大学办的一张报纸上。文章很短，六七百字。后来慢慢地文章写得长了一点。那时候的刊物，文章都不长，言之有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风气，英雄不问出处。当年的作者很多来自小地方，比如说现在做到《中国书法》杂志主编的朱培尔，当时在镇江谏壁发电厂化工车间。现在很多名家，在当时就是一个小学教师或一个街道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报刊喜欢把作者的地址都登在上面。

我第一次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篆刻作品大约是在八八年、八九年。那时候，我发表得最多的是文章，几乎所有书法刊物，《中国书法》《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青少年书法》《书法导报》，还有上海的《书法》《书法研究》、黑龙江的《书法赏评》、天津的《中国书画报》，我都发表过作品或文章。发得最多的是河南的《书法导报》。

我是一个乡下教师，作品只要能发表有稿费就行，刊物级别可以不管。据说已故著名诗人顾城，他当年投稿的时候，一首诗要投很多刊物。在他眼里，中国作家协会的《诗刊》跟一张县级报纸是一样的。我开始的时候也一稿多投。因为没有知名度，只好广撒网。后来慢慢的有了一点点名气，就不敢一稿多投。我投过一篇文章，三个刊物同时登。还有一次一篇文章正在连载，一家杂志来信通知已经发排。赶紧向杂志社打招呼撤稿。那时候的编辑大多人很好，《青少年书法》杂志编辑查仲林，有一次我写的一篇文章已经发排了，我写信说已有刊物发表，他说没事，我帮你换一篇，还登你的。他人很好。

（未完待续）